胡宗宪并未采纳严家暗中递来的私见。在明嘉靖四十年七月，浙江前线正陷入援军迟迟未到、军需几近断绝的绝境，倭寇却仍盘踞沿海、伺机反扑。危急关头，胡宗宪毅然决断，亲自督率戚继光麾下的戚家军，发动了第八次台州抗倭大战。他深知此战成败攸关东南全局，甚至已抱定必死之志，誓言“身冒炮矢，意在殉国，以全忠名”。战事之中，炮火如雨、血肉横飞，胡宗宪数次身临最险要的阵地，几乎命丧倭寇火器之下，所幸戚家军将士奋勇死战，层层推进，才使主帅免于战死沙场。
这场台州血战异常惨烈。戚家军以严整的阵法、严酷的军纪迎战倭寇的疯狂反扑，长枪短兵交错，海潮与血水交织。倭寇自恃凶悍，妄图以最后的拼杀撕开防线，却在戚家军步步紧逼的攻势下节节败退。经过数日鏖战，台州终于迎来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战不仅粉碎了倭寇在浙东的核心据点，也彻底扭转了持续十年的抗倭局势，为最终清剿倭患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基础。
然而，大捷的背后却是难以言说的困顿。连年征战之下，几位徽商所预付的订金早已被消耗殆尽，浙江藩库更是空虚见底，连最基本的军饷与粮草都难以为继。面对如此局面，赵贞吉被迫下达急令，抄没郑泌昌、何茂才两家的家产，以充军需。这一举措虽引起地方震动，却在当下成为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毕竟，前线将士若无粮饷，所谓大捷也只能沦为空谈。
台州大捷的消息传来，东南官场一时振奋。十年倭患，至此终于露出肃清在即的曙光。谭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力劝赵贞吉立刻向朝廷报捷，请为胡宗宪请功，也为戚继光及所有浴血奋战的将士请功，以此鼓舞军心、稳定人心。在谭纶看来，这样的胜利不仅属于前线，更是朝廷与地方协力的成果，赵贞吉在后方筹措、调度、维系全局的功劳同样不容埋没，他甚至打算另上奏疏，为赵贞吉一并请功。
可赵贞吉却始终高兴不起来。摆在他案头的，并非只有捷报与贺功的设想，还有一封又一封令人不安的急递。兵部的严令催促他火速筹措军需，责无旁贷；而内阁与司礼监联名送来的廷寄，却字字句句都在追问钦案进展，语气严厉，暗含深意。更令赵贞吉心神难安的，是张居正私下送来的一封密信，信中直言此举已得徐阶首肯，字里行间却另有安排。
内阁与司礼监的态度很快显露出来。他们将海瑞此前审理所得的供词悉数打回，命令重新审讯，表面上是谨慎复核，实则用意叵测。张居正却在密信中提出一个看似折衷、实则危险的方案：让赵贞吉在原供词上署名，再按原样报送朝廷。这样的安排，既能保留原案内容，又可在程序上制造回旋空间，真正的目的，是诱使郑泌昌、何茂才这两名要犯翻供，从而动摇整桩钦案的根基。
身为主审官，赵贞吉却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决定。他并未将廷寄内容与陪审诸员商议，而是直接在公堂之上，当着郑泌昌、何茂才的面，公然宣读了内阁与司礼监的旨意。这一举动立刻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效果：两名罪犯察觉朝廷态度生变，当堂翻供，推翻此前所有供述。公堂之上顿时一片哗然，原本已趋明朗的案情，再度陷入混乱。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赵贞吉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又必须在限期内给出交代。他当即责成海瑞，以七天为限，两日内完成复审，第三天起草结案文书，并要求通过八百里加急，在五日之内送抵京师。这道命令近乎苛刻，几乎不给任何回旋余地。与此同时，赵贞吉心中对海瑞也生出不满，认为其表面刚直，实则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才会让案情反复至此。
出人意料的是，海瑞在接令后竟一连消失了两天。眼看限期将至，公堂上下人心惶惶，赵贞吉甚至已经打算亲自提审，以免误了钦限。他在私下里怒斥海瑞，认为其行事乖张、不顾大局。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案件将被迫草草了结之时，海瑞却突然现身，神情冷峻，却胸有成竹。
原来，这两日里海瑞并未懈怠，而是暗中出手，雷厉风行地抓捕了郑泌昌、何茂才的心腹爪牙——蒋千户与徐千户。二人被押上公堂后，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再难狡辩，终于供认不讳。他们详细交代了何茂才如何指使其暗中毁堤淹田，制造灾情，又如何私自放纵倭寇井上十一郎出没乡里，诱陷百姓、嫁祸他人。
至此，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翻供不过是垂死挣扎，所有阴谋与勾结在证据面前无所遁形。海瑞以近乎孤注一掷的方式，重新稳住了案情的根基，也让这场牵动朝野、横跨战场与公堂的风暴，再次回到正义与法度的轨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