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朝野清流更多是理想破灭后的惆怅不同，海瑞心中的失望更像一把直刺心口的冷刃，是无法回避、无法自欺的绝望。浙江一案依照朝廷既定的旨意匆匆结案后，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竭尽心力所追求的公道与清明，终究没能撼动体制的根本。案子结了，责任分了，真正该被触及的症结却依旧被层层遮掩。于是，海瑞向赵贞吉递交了辞呈，这不是一时激愤，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他已无力再在官场中周旋，只盼批文一到，便携老母、妻女返回淳安，从此远离是非，归隐田园，以一介布衣之身终老。
回到故里，本应是心灰意冷中的一丝慰藉，却又夹杂着命运的嘲讽与温情。海瑞发现多年清苦操劳的妻子终于身怀有孕，这个迟来的生命，既像是上天对他操守的补偿，又让他在动荡不安的现实面前多了一层牵挂。母亲七十大寿，本该热闹操办，可海瑞依旧清贫如故，只是上街买了二斤牛肉，略表心意。在旁人眼中，这样的寿宴寒酸得近乎失礼，但对海瑞而言，清白与俭朴早已融入骨血，他宁愿守着本心，也不愿以虚浮的排场换取世俗的赞叹。
然而，官场风云并未因他的辞意而停歇。严党尚未彻底倾覆，郑泌昌、何茂才虽已伏法，但他们所代表的那套盘剥百姓的旧制却依旧阴魂不散。赵贞吉执政之后，推行的仍是前任留下的苛政，名义上整饬吏治，实则换汤不换药。连年遭受水灾、民生凋敝的淳安，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宽免，反而再次被列入催征之列。田有禄等地方胥吏将过失一股脑推到海瑞身上，指责他在省里办案时留下隐患，甚至将弹劾辞官的帖子直接递往朝廷。为了自保，他们恢复了往日的强横作风，四处催粮、收生丝、抓人入狱，百姓再度陷入水深火热。
原本已决意抽身而退的海瑞，在看到乡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胸中那股为民请命的怒火再度被点燃。他很清楚，此时若再沉默，所谓全身而退不过是一句自欺之言。既然退路已断，不如直面权力，与赵贞吉当面对质。对海瑞来说，这不仅是为淳安百姓讨一个说法，更是对自身良知的最后坚守。他不愿眼睁睁看着苛政复燃，也不愿让自己多年的操守化作空谈。
事实上，赵贞吉并非全然无视百姓疾苦。他同样清楚，再逼下去，地方必将动荡。但前线抗倭战事吃紧，军饷的缺口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他的肩头。沈一石的织坊因生丝短缺而日日减产，原本指望以此支撑军需的盘算也开始摇摇欲坠。更棘手的是，围绕织坊归属的纷争愈演愈烈。赵贞吉所签的契约明明是将产业卖给了五个徽商，可嘉靖帝的旨意却又言明，这些织坊自始至终都应归江南织造局所有。徽商们眼见真金白银一两一两投进去，却始终拿不到明确名分，心中惶恐不安，纷纷逼问赵贞吉要一个交代，而赵贞吉自己却也进退失据。
就在内外交困之际，胡宗宪因感念严嵩当年的知遇之恩，再加上严嵩授意严世蕃写来的那封言辞恳切、情真意切的请罪信，局势悄然发生转折。明嘉靖四十年，第九次台州大战终于拉开序幕。这一战，明军倾力出击，对盘踞浙江十余年的倭寇残部展开最后清剿。刀兵血火之中，无数将士浴血奋战，也有无数百姓在惊惧中祈盼终局。
随着台州大战的胜利，肆虐东南沿海多年的倭患终于被连根拔除。那些饱受烧杀抢掳之苦的百姓，熬过了漫长而黑暗的岁月，终于迎来暂时的喘息。然而，外患虽除，内政的沉疴却依旧存在。海瑞的抗争、赵贞吉的两难、徽商的焦灼与朝廷的摇摆，交织成一幅复杂而沉重的时代图景。在这动荡的洪流中，有人选择妥协，有人选择坚持，而海瑞，仍旧站在风口浪尖，以一己孤勇，对抗着看似无法撼动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