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香港大学迎来新一届开学季，港岛的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海风，也夹杂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与不安。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新生们一踏进校园，首先面临的并不是选课问题，而是一场关于宿舍的“攻防战”。由于宿位紧张，想要在校园内抢到一间价格合理又位置理想的宿舍，几乎成了每年新生之间最激烈的较量。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熬夜排队、通宵守候，有人托关系，有人上网刷系统，一切只为在香港这座高房价的城市里为自己抢下一处落脚之地。在这群人潮之中，来自东北、说话带着爽朗口音的陈家文，和地地道道土生土长、说着一口粤语的香港男孩胡小鱼，就在一次抢宿舍的“混战”里，莫名其妙地被分配成了同一间宿舍的室友。
陈家文出身于东北的普通家庭，性格豪爽直接，做事不拘小节，平时说话声音洪亮、笑点低、脾气也耿直，属于典型的“直来直去型青年”。他习惯晚睡晚起，桌面永远乱糟糟，喜欢在宿舍煮方便面，房间里常常弥漫着一股调料味。胡小鱼则完全不同，他成长于香港本地中产家庭，从小在高楼林立的都市环境中长大，性格看上去有些内敛精明，却又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劲。他讲究个人空间和秩序，嫌油烟味重，习惯把所有东西按分类收纳整齐。两个生活习惯南辕北辙的男生一同生活，自然摩擦不断，开灯睡觉、开冷气温度、厕纸该谁买，几乎每件小事都能引发一场拉锯战。
尽管如此，大学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些小摩擦而变得不可收拾。某个周末夜里，两人在宿舍无意中同时打开了电视，频道里正在重播周润发早年的经典电影。北方男生和香港本地仔，本以为三观不合，却在银幕前的发哥身上找到了出乎意料的共同话题。一个从小在录像厅里看着周润发财从《英雄本色》到《赌神》，一个在港产片的黄金年代长大，把周润发视为香港精神的象征。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起港片时代、聊起发哥的气质与电影里的兄弟情义，争论哪一部才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不知不觉聊到半夜。此后，每逢周润发有老片重映，或网上出现高清修复版，他们都会一起看，吵闹减少了，互相迁就的地方渐渐多了起来，原本格格不入的室友，也开始习惯彼此的存在。
时间在忙碌又略显单调的大学生活中悄然滑过，从2010到2014，香港大学的校园一季又一季地换上不同颜色的树叶。陈家文和胡小鱼从迷茫的新生成长为熟悉校园角落的“老鬼”，他们一起熬过期末考试，一起吐槽课业压力，也在茶餐厅边吃冻柠茶加菠萝油，边讨论未来的出路。到2014年，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同一个目标——报考学校知名学者何教授的研究生。何教授在智能传感器和精密工程领域享有盛名，学术要求严苛，但只要能进他的课题组，在科研道路上就如同拿到一张“黄金门票”。经历层层筛选和面试，两人双双被录取，进入何教授的实验室。在随后的两年中，他们一边埋首实验室，一边适应高压的科研节奏，又逐渐在一次次团队讨论中，摸索出各自的研究方向。
两年后，带着对学术更深的理解与野心，两人又同时报考了何教授的博士生。博士阶段的学习意味着更加艰苦的探索与更漫长的孤独时光，从文献检索到实验优化，再到数据分析，他们日日往返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转眼到了2018年，博士学业进入尾声，毕业论文写作成为压在两人身上的最后一座大山。为了在毕业前交出一份能让导师满意、也能让自己骄傲的研究成果，陈家文和胡小鱼几乎没日没夜地赶写论文，白天做实验、晚上对着电脑修改数据图表，常常熬到凌晨，眼睛布满血丝。然而，当他们带着忐忑与期待将论文初稿交给何教授时，却被以“缺乏创新性”为由，干脆利落地打了回来。
接连几日，两人在实验室里挑灯夜战，一遍遍推翻重写论文结构，试图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挖掘出更有价值的亮点。他们翻阅大量最新论文，调整实验方案，重新组织理论框架，自以为找到几个颇有新意的切入点，再次郑重其事地将论文递到何教授案头。然而这一次，他们不但没有得到认可，反而遭到何教授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斥。何教授指出他们思路保守、没有真正跳脱既有框架，甚至认为他们在“拼凑成果”，缺乏博士应有的学术敏锐度。面对严厉到近乎苛刻的批评，胡小鱼终于按捺不住，情绪爆发，当场与何教授据理力争。
胡小鱼认为，自己和陈家文在这些年里已经拿出了全部心力，实验室条件有限，时间也有限，不能一味苛责学生而忽略客观现实。他还气不过地提起另一件事——别的导师会主动帮学生争取去美国实验室合作交流的机会，而在他们看来，何教授对外部资源的开放显得异常保守，导致学生少了许多对外拓展的渠道。话里话外，都带着这些年压抑的情绪与不满。何教授一向在学生面前威严无比，很少有人敢如此直言顶撞，他被这番指责气得面色铁青，当场大发雷霆，认为两人不懂感恩、冥顽不灵，最终恼羞成怒下了逐客令，强行把两人赶出办公室，连论文都不愿再看一眼。
陈家文和胡小鱼被迫离开办公室，站在走廊上还处于惊愕与愧疚交织的情绪中。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办公室内突然传出一声沉闷的“咣当”巨响，紧接着是一阵诡异的静默。两人心中一惊，顾不得刚刚的争执，立刻推门冲回去，只见刚才还在发怒的何教授此刻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情急之下，他们迅速拨打急救电话，一路跟随救护车将何教授送往医院。在急诊室外焦急等候的几个小时里，两人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担心这位严厉导师的安危，另一方面也懊悔自己是否言辞过激，才让这场争执演变成意外的导火索。
经过详细检查，医生诊断出何教授患有严重的肠梗阻，因为肠道本身存在先天性狭窄问题，传统的手术风险很高，无法轻易进行侵入性操作，只能选择症状缓解为主的保守治疗。这样的结果无异于在两人心里再添一块石头：一个在学术路上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竟然在关键时刻倒在病床上，而他们却似乎无能为力。就在这时，陈家文和胡小鱼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们多年研究的传感器技术，是否可以延伸应用在精细的外科干预之中，以一种更安全、更精准的方式辅助医生完成手术？这个念头一旦冒出，就像一颗种子落地生根，迅速在他们心中发芽。
在与医生沟通、了解手术操作的细节和限制条件后，他们意识到，如果能研发出一款可以精确感知多维力变化的传感器，并将其嵌入到微创手术工具之中，医生在操作时就能实时获取来自肠道狭窄区域的反馈信息，降低误伤风险，为像何教授这样无法进行传统手术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于是，两人暂时抛开了关于论文的争吵和毕业压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个想法的实践当中。他们几乎驻扎在实验室，白天跑医院和医生讨论需求与可行性，夜里回到实验室测试材料与算法，反复验证每一个参数。
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潜心研究与无数次失败的尝试，他们终于在反复迭代中成功研发出一款拥有六维力感知能力的精密传感器。它能同时感应来自不同方向和角度的力变化，将复杂细腻的触觉信号转换为可量化的数据，为精细手术提供真实可靠的操作反馈。这一成果在实验室测试阶段就显示出亮眼的潜力，何教授在出院后得知这一进展，虽因身体缘故仍略显疲惫，但眼神中已重新燃起对学术与创新的兴趣。他不仅放下了此前与两人的芥蒂，还主动为他们联系资源，推荐他们参加深圳举办的科技创新大赛，希望这个源于医疗困境的创意，能在更大舞台上得到认可。
带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陈家文和胡小鱼携带他们的六维力传感器项目，踏上前往深圳的旅程。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团队的竞争，对手中不乏资金雄厚的企业和知名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团队，他们两人既感到压力巨大，也更加清楚项目的不足之处。答辩时，他们详细讲解了传感器的技术原理、潜在应用场景以及在微创外科领域可能带来的革命性改变。评委们对项目的实用价值和创新方向给予肯定，虽然在成熟度和商业化阶段上仍有欠缺，但他们出色的科研起点和清晰的技术路径最终赢得了大赛三等奖的成绩。更重要的是，深圳市有关部门对项目表现出极大兴趣，主动提供创新扶持政策，邀请他们入驻当地科技产业园，并给予一定的创业资金与场地支持。
在这样的机缘之下，两人顺势创立了“冻鸳鸯科技有限公司”。名字里带着几分港式幽默与校园记忆——冻鸳鸯既是港式茶餐厅里混合咖啡与奶茶的经典饮品，也象征着他们这一对性格迥异却并肩作战的搭档。公司初期规模不大，只有几间办公室和一个小型实验室，却承载着他们从纯学术走向产业化的梦想。他们正式确立了公司的发展方向：专注于外科手术用高精度传感器的研发与应用，希望将曾经只停留在论文中的算法和模型，真正变成手术台上拯救生命的工具。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却格外骨感。创立公司后，他们需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实验数据和学术评审，而是资金压力、研发进度、市场需求、监管审批等完全不同的难题。虽然有政府扶持政策和产业园给予的资源减轻了起步成本，但仅靠最初那点奖金和补助，远远无法支撑长期、高投入的医疗器械研发。两人在实验室里反复改进试验样机，尝试将六维力传感器与不同类型的手术器械结合，却不断在材料成本、耐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标准上遇到瓶颈。一个项目从实验室走入临床应用，需要经过漫长的验证与审批流程，每一步都消耗着时间与金钱。
两年时间悄然过去，冻鸳鸯科技仍停留在技术研发和小范围测试阶段，没有引进到医院进行大规模应用，更谈不上盈利。账面上的资金一天天见底，实验室的设备维护费、材料费、人工成本如同无形的巨石压在两人肩上。胡小鱼看着财务报表，心情日益低落。他开始怀疑当初的选择是否太过理想化，如果当年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公司工作，或许早已在金融或科技企业拿到高薪，不必为每一笔支出精打细算。与冰冷的数字同时堆积的，是他身后家庭的现实压力——父亲病情加重，需要一大笔钱才能进行手术，妹妹也到了结婚的年纪，婚礼筹备和房屋首付都离不开经济支持。
面对医院电话中不断被催促的费用通知，家里亲戚含蓄又无奈的询问，胡小鱼一次次打开手机银行，却发现自己账户里所剩无几，分文难凑。他把原本打算继续投入项目的小笔积蓄分批寄回家，仍然是杯水车薪。在焦虑与自责中，他对实验室的每一次失败都愈发敏感，稍有实验不顺就心浮气躁，对未来的信心迅速滑落。与此同时，陈家文也并不好受，他不想再一味向家里伸手要钱，父母在东北靠着普通收入供他念完博士已经不容易，如今看到他在香港创业仍未起色，更是有心无力。两人终于意识到，仅凭理想与热情已无法支撑现阶段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出某种务实的妥协。
在几番长谈后，他们决定暂时降低研发节奏，一起去做一份能快速变现、且对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跑外卖。对于两个科班出身、拿着博士学位的人来说，这个决定多少显得有些“跌份”，但在现实面前，他们顾不上所谓的面子。白天，他们仍然留在实验室做必要的实验和数据整理，晚上则换上外卖工作服，在深圳的大街小巷穿梭，骑着电动车在高楼间往返。从写代码和调试传感器，到按着手机地图在车流里抢时间，他们的人生轨迹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巨大转折。可正是这段奔波送外卖的经历，更让他们体会到底层生活的不易，也让他们重新思考：科技创新的价值，是否最终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不仅是论文上的数字与奖项。带着这样的心情，他们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在心中悄然酝酿着下一次振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