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清晨，湿热的空气里带着一丝尚未被彻底掩埋的海腥味。陈鹏谦踩着略显仓促的步子，再一次走进市环保局那栋灰色的办公大楼。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为大沙村的填海项目奔走，可每一次敲开领导办公室的门，他心里依旧有些忐忑。敲门声落下，门里传来一声不耐烦的“进”，他推门而入，看见王副局长正埋头在一堆资料后面，眉头紧锁。陈鹏谦陪着笑，把早已准备好的项目材料恭敬地递过去，试图用一番精炼的汇报打开局面。令他没想到的是，王副局长并没急着看那些关于“现代化”“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漂亮词汇，而是反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统计表，让他先逐条记录深圳近几十年来红树林的变化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沿海红树林的面积以年均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速度锐减，大沙村附近的红树林，更是只剩下当初的一半。翻看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时，陈鹏谦嘴角的笑渐渐僵住，他仍旧硬撑着，用一种近乎轻描淡写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设想：既然红树林已经破碎不堪，不如干脆一砍了之，全部清理掉，再通过填海造地，把 shoreline 改造成更适宜居住和发展工业的滨海新区，让村民们尽快住进新楼房，迎接所谓的“新生活”。
王副局长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沉，干脆抬起手打断了陈鹏谦的陈词。他不愿再听那一套“边破坏边治理”的逻辑，也懒得和对方在办公室里争辩什么生态平衡与开发底线的问题，只是含糊应付了几句，让陈鹏谦先回去等消息，表示“局里会研究”，随后便把人往门口送。陈鹏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如果仅靠项目本身的论证，很难打动这一位谨慎而固执的环保官员，于是试探性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礼品清单”，低声说是“贾经理托他带来的心意”，姿态放得极低。王副局长眉梢一挑，并没有在办公室里接下这份见不得光的馈赠，而是淡淡地说一句“有事你送到我家吧”，顺手在纸上写了个地址。等陈鹏谦离开环保局，把地址交给项目负责人贾经理时，后者本来满是期待的笑容却一下子僵在脸上——她只看一眼就认出，那根本不是普通的住宅地址，而是市纪委的大门所在。她马上意识到，这条“打点环保局”的路完全行不通，反而随时可能引火烧身。于是，贾经理毫不犹豫地改变策略，语气陡然冷硬起来，命令陈鹏谦立刻加快进度，拿下那四户迟迟不肯签搬迁协议的村民，特别是其中态度最强硬的一家绝不能再拖延。
在那四户人家里，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便是阿涛的表哥。阿涛是大沙村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和陈鹏谦同在项目里做基层协调，自小在红树林边长大，对那一片蜿蜒曲折的树影有着复杂而朦胧的感情。表哥家靠海为生，不信任外来的承诺，更不愿为了一笔补偿费轻易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海岸。为了说服这位出了名的“钉子户”，陈鹏谦决定从阿涛入手。他约上阿涛，一同上门做思想工作。路过村口那一片仍旧顽强生长着的红树林时，潮水刚退，远处的泥滩泛着灰褐色的光，空气中夹杂着咸味与腐叶味，让人想起旧时的海湾。阿涛一时兴起，拉着陈鹏谦说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趁退潮跑进红树林里抓海蛙，那些小家伙一只挨着一只，几乎能把泥地铺满。说着，他脱了鞋，像少年一样跳进湿软的淤泥中，招呼陈鹏谦一起去找几只，让他见识见识“真正的大沙村”。两个人在林间翻找了半天，只听得到远处机械轰鸣，却连一只海蛙都没看到。陈鹏谦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异样：他记得项目资料里写过，这片红树林是典型的近岸湿地生态系统，可如今，连最普通的生灵仿佛都悄无声息地从这里撤离了。
正在他们满身泥点、略带尴尬地往岸边退时，一辆公务车急急停在不远处。王副局长火急火燎地下车，迈进红树林一看，只见树间原本起伏的泥地上随处可见新倒的渣土和建筑垃圾，混着破碎的水泥块和砖瓦，将大片根系掩埋得密不透风。他一瞬间怒火中烧，当场厉声质问是谁干的，声音在林间反复回响。陈鹏谦吓得不知所措，连连解释这事和自己无关，只说可能是工程队施工不规范，承诺回去一定查清楚责任人。王副局长的怒气并没有被轻易平息，相反，他站在已被压得发白的气根前，眼眶里隐约闪着难以言说的痛惜。他缓缓地说，自己刚来深圳工作的时候，大沙村外的红树林里，到处都是海蛙和水鸟，潮水一涨一退，整片林子仿佛会呼吸，如今却连一丝生命的影子都难觅。大量企业盯上这片海岸，以“发展”为名肆意填土、围堰，把本该缓冲风浪、净化海水的天然屏障，一块一块折断。王副局长明确表示，这次堆放渣土的事绝不是小问题，他会追查到底，要让项目背后那家集团公司给出交代，必要时要问责到领导层。陈鹏谦在一旁，第一次真切感到自己所推动的工程，正在把什么东西一点点毁掉。
从红树林退回到市区，陈鹏谦马上赶去公司，找到贾经理，报告渣土事件。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贾经理就冷冷打断，毫不避讳地承认那就是她安排人干的。她说得理所当然：既然未来迟早要填海造地，不如趁早动手，把那一片红树林彻底毁个干净，到时候即便环保部门想叫停，也找不到完整的林地作对照，更谈不上“原状恢复”。至于环保局的罚款，她早就算计好了，只要项目一旦获批，那点钱不过是开发成本的一小部分，完全值得。她把一叠准备好的应对预案扔在桌上，语气里透出一种粗暴而自信的冷静。谈完这一切，她又恢复到一贯干练的姿态，逼视着陈鹏谦，提醒他现在最急迫的工作不是为几车渣土自责，而是尽快搞定大沙村余下的几户人家，只要补偿协议上签满了名字，项目就有了“民意基础”，其他阻力都能化解。陈鹏谦默默点头，却发现自己握着笔的手有些发紧，他说不清是愤怒、恐惧还是羞惭。
此后几天，阿涛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在表哥家里。大白天，他跟着表哥去海边收网，替他扛渔具、整理浮漂，在斑驳的阳光下说着楼房里有自来水、燃气和电梯的种种好处；晚上，他就坐在昏黄的灯泡下，反复解释补偿条款，帮表嫂算帐，告诉他们搬进新小区后，孩子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看病也不用再舟车劳顿。表哥起初铁口直断，说“祖宗留下来的海边不能卖”，可日日相劝之下，他的态度也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坚硬。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表哥终于叹了口气，缓缓在搬迁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阿涛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却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签，或许意味着他童年所有的记忆都要被封存在过往，再也无法回到起点。次日一早，陈鹏谦接到电话，得知“最难搞的一家”已经松口，赶忙兴冲冲地去向贾经理报喜。贾经理很是满意，当场拍板，决定带他一同前往市里参加即将召开的协调会。她要他写一份声情并茂的发言稿，在会上代表村民表达对填海项目的支持，并承诺事成之后一定不会亏待他，暗示着职位和利益上的种种好处。
然而，那一晚陈鹏谦却怎么也睡不着。窗外霓虹灯闪烁，城市的喧闹在玻璃后变成了模糊的闪光，他却仿佛听见潮水在黑暗中退进、涌出。他反复翻看手中的发言稿草稿，上面写满了“改善民生”“带动发展”“提升城市品位”之类的华丽词语。可是王副局长在红树林里的话，却一遍遍在耳边回响：曾经海蛙遍地、林影翻涌的海岸，正迅速变成一层层水泥和钢筋堆砌的岸线。他想到自己多年来拼命奔走，为的确实是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再被台风一来就淹得一塌糊涂，不再在低矮的旧屋里忍受潮湿和霉味。可如果这一切的代价，是彻底毁掉那片几百年来守护着大沙村的红树林，那么所谓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想起女儿琳琳曾经天真地问他：“爸爸，你小时候真的可以在红树林里抓到好多好多海蛙吗？我长大了也想看那样的红树林。”那双充满好奇的眼睛在黑暗中越发清晰，让他心里一阵刺痛。发言稿摊在桌上，他却迟迟落不下最后的定稿之笔。
第二天天还未大亮，陈鹏谦就随贾经理坐车进城。车窗外掠过一条条新修的高架路和拔地而起的楼群，他盯着远处逐渐隐去的海面发呆。行至半途，前方路口忽然围了一大群人，吵闹声隔着车窗都能听得清楚。司机放慢车速绕行时，陈鹏谦看见人群中心被堵得动弹不得的，正是王副局长——几名情绪激动的村民围在他身旁，有的挥舞着手里的文件，有的大声抱怨红线范围、补偿标准，还有的质疑环保部门“只会说不让干，却不解决村民的出路”。场面混乱不堪。陈鹏谦下意识地伸手去拉车门，他想下车劝几句，将矛盾从激化的边缘拉回来，多少也算对王副局长的“难听话”有所回应。可贾经理却不耐烦地拦住他，冷冷地说：“让他吃点苦头也好，谁让他老跟我们作对。”她的语气里透着几分报复的意味，仿佛王副局长眼下的窘境是一种“活该”。司机随即加速离开，喧闹声迅速被抛在车后。陈鹏谦回头望了一眼，心里堵得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把那份复杂的愧疚与不安咽回肚子里。
市里的协调会在一栋装饰得光鲜亮丽的会议中心举行。会场里灯光明亮，长桌垫着浅色桌布，一排排话筒与矿泉水瓶整齐摆放。各部门的领导、开发企业代表、村里选出的代表依次入座，表面上井然有序，实际上暗流涌动。从程序上讲，这场会议是为了“协调环保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每个人心底都清楚，它将决定大沙村红树林的命运。会议一开始，贾经理便抢先发言，她条理清晰地展示了项目规划图、投资额和预计产值，用一系列耀眼的数字，描述砍掉红树林、实施环保填海工程之后，海岸线将如何焕然一新，村民的居住条件如何“飞跃式”改善，地方财政收入如何快速增长。她刻意强调“环保填海”的概念，反复申明项目会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对海水进行监测与净化，以此淡化人们对破坏原生态的担忧。说到动情处，她又提及自己多次深入大沙村实地调研，看到村民在破旧的房屋里生活的种种不便，呈现出一副“以发展为民请命”的姿态。
按照会前安排，贾经理发言结束后，便轮到陈鹏谦作为“村民代表”接力，继续为项目背书。然而，正当工作人员准备把话筒递给他时，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推开，略显狼狈却神情坚定的王副局长姗姗来迟。他披着路上的风尘，简单道歉后，径直走到投影幕前，打开自己准备的资料。他并未因刚刚遭遇的围堵而退缩，反而语气比以往更为坚定。他首先指出，所谓“环保填海”的提法本身便充满悖论，任何大规模的填海活动都会不可逆地改变近岸水流、泥沙运移和生态链条，带来远比预期复杂的后果。紧接着，他出示了一系列详实的照片和监测数据：某片海湾在被填海开发之后，海水自净能力显著下降，水质多次超标；沿岸防风防浪能力削弱，遇上台风时，风暴潮顶着高水位直接冲击新建的海堤，造成的损失远超当初的预估。各种数据和图片逐一呈现在大屏幕上，让会场里不少人微微动容。
在一阵略显沉默的气氛中，王副局长目光转向陈鹏谦，让他如实说出大沙村红树林目前的真实状况。他的语气里带着提醒，也带着试探，仿佛在催促着对方做出某种抉择。主持会议的市领导赵文远也微微点头，示意陈鹏谦继续原定发言。所有人的视线突然集中到他身上，会场安静得有些压抑。陈鹏谦手里捏着那份“精心准备”的发言稿，纸张在掌心里被攥得起了皱。他脑海中闪过贾经理临行前的叮嘱，也闪过王副局长在红树林里那双满是怒火和悲哀的眼睛，更闪过琳琳兴奋地描绘“海蛙一只挨着一只”的天真画面。那些不同的声音在心中交叠，让他再也说不出事先背熟的那一串漂亮话。
沉默良久，他终于站了起来，却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抬头望向台下的众人，用略显沙哑却清晰的声音，讲起了大沙村和红树林之间绵延几百年的关系。他说，从老人们的口述里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那时候大沙村的房屋低矮简陋，村民却从不担心风浪会直接扑进家门，因为村外那一片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红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城墙，在无数次风暴潮中替他们挡住了最汹涌的力量。红树林的根须盘根错节，紧紧抓住泥沙，让海岸线在几十年里始终稳稳地躺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严重后退；退潮时，成群的鱼虾和海蛙栖息其中，让村里一代又一代人得以在贫瘠的土地之外，多了一条从海里讨生活的路。他承认，自己和公司都希望村民能搬进新楼房，住得更安全、更舒适，他也真心期望大沙村的发展能赶上整个城市的脚步，但他更清楚，这一切的前提不应是把红树林视作阻碍发展的障碍物，而应该把它看作守护这片土地最忠诚的伙伴。
话说到这里，陈鹏谦深深鞠了一躬，说自己作为大沙村走出来的儿子，也作为此次项目负责协调的工作人员，愿意代表全村表达态度：村民们愿意配合搬迁，愿意为更好的生活作出改变，也愿意在合理规划下支持必要的填海工程，让城市与乡村一同迈向现代化，但他们坚决不同意砍掉大沙村的整片红树林，更不会接受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的做法。他话音刚落，会场一角坐着的几位村民代表率先鼓起掌来，掌声不算整齐，却格外真诚，很快扩散到整个会场。那掌声里，有对他突然转向的惊讶，也有对他敢于说出真心话的认同。
协调会在这种出人意料的气氛中接近尾声。各方代表围绕方案进行了更慎重的讨论，市领导也开始认真审视是否有可能在保留红树林的前提下调整填海规模和搬迁规划。最终，会议形成的结论是：大沙村整体搬迁工作继续推进，村民按计划搬入新建楼房，以改善居住条件；而村外那片仅存不多的红树林则予以保留，并划入重点保护范围，暂停一切可能导致进一步破坏的开发活动，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对堆放渣土等违法行为严格追责。消息传回大沙村时，许多已经打包行李准备搬家的村民站在海边久久不语，看着潮水在红树林根间轻轻拍打，有人红着眼眶说，不管将来住在哪里，只要这片林子还在，大沙村就还在。搬迁的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村里，旧屋在岁月的尘埃中渐渐空落下来，但村民们知道，那些曾经遮风挡浪、孕育海蛙的树影不会就此消失，而会以另一种方式陪伴他们走向新的生活。对陈鹏谦而言，这一次抉择让他失去了某些唾手可得的好处，却让他在女儿的眼神和村民的掌声中重新找回了自己面对这片土地时应有的底线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