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特区刚刚崛起，福田一带的田野与村落还未完全被钢筋水泥吞没。大沙村就静静地趴在这片正在觉醒的土地上，一边是日夜轰鸣的施工机械，一边是仍保留着祠堂、鱼塘与红树林的旧村景象。胜利强集团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准备在大沙村原址上开发一个全新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高楼林立、商业繁荣、写字楼与住宅区鳞次栉比，将整个片区打造成现代化的新地标。对于集团高层而言，这是一盘能改变城市格局的棋局；对于大沙村的村民而言，这却是一次足以颠覆他们整个人生轨迹的巨变。
在胜利强集团的众多员工中，陈鹏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从小在大沙村长大，认识村里的每一条巷子、每一棵老树，也喊得出多数村民的名字。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出去，在外打拼几年后进入胜利强集团工作，成了公司引以为傲的“本地通”。当集团决定开发大沙村时，领导第一时间就想到他——既熟悉村里情况，又懂得公司的运作逻辑，于是把最关键、也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他：回到大沙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让大家配合拆迁，与集团签订安置与补偿协议。对公司来说，这是信任；对陈鹏谦来说，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因为他深知自己站在了村民与开发商之间最尴尬的位置上。
胜利强集团开出的条件在当时看来极具诱惑力：所有被拆迁的村民，不仅可以搬进统一规划的新楼房，告别潮湿老屋和简陋设施，还能领到一大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公司策划部门在汇报方案时，用上了各种光鲜亮丽的词汇——“改善居住条件”“实现资产升级”“分享城市发展红利”——在会议室里说得头头是道。实际执行时，陈鹏谦发现，很多村民确实对新楼房心向往之，对钞票更是没有抵抗力，纷纷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期待着搬进电梯洋房，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每当看到有人在协议书上按下红手印，陈鹏谦都会稍稍松口气，觉得自己离完成任务又近了一步。
然而，大沙村并不是一座可以轻易说服、整齐划一地集体迁徙的村庄。随着协议签订工作的深入，一部分不肯离开的“硬骨头”逐渐浮出水面。这些村民多半上了年纪，对土地和祖屋有着近乎执念的情感：屋前那棵几十年的龙眼树、墙角斑驳的祖宗牌位、祠堂门楣上的对联与香火，都是他们人生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不相信那些一纸描绘未来蓝图的宣传，更不接受离开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去到冷冰冰、全都长得一个样的水泥盒子里。陈鹏谦一次次登门，嘴皮子磨破，说尽好话，甚至把领导的承诺、政策的优惠背得滚瓜烂熟，也依然撼动不了他们心中那道“不能离乡”的防线。有一次，争执升级成了激烈的冲突，一位脾气火爆的中年村民情绪失控，差点对他动手，现场愤怒的质问和指责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骂声中夹杂着“忘本”“帮外人拆祖屋”的刺耳字眼，吓得他灰头土脸，狼狈逃出那条狭窄的小巷。
回到公司后，面对领导层漫不经心却又隐含责备的眼神，陈鹏谦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他一边明白集团的工程节点一刻不能耽误，一边又难以对村民那种撕心裂肺的抗拒无动于衷。项目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时间进度表，每一条红线都代表着资金、政策和形势的博弈，容不得太多迟疑。陈鹏谦一次次翻看办公室里成堆的协议书，那些已经签字的大红手印像是一枚枚胜利的勋章，可每当想到那些仍旧坚守在老屋里的“钉子户”，他就觉得胸口堵得慌。他不甘心就这样认输，既不想做公司口中的“无能之辈”，也不愿意成为村民眼里那个“卖乡里”的人。
走投无路之下，他想到了自己的发小阿涛。两人从小一起在大沙村的河边抓鱼、在田埂上奔跑，彼此极为信任。如今阿涛在外做点小生意，来往村里人比较频繁，也更懂村民们的真实想法。某个闷热的傍晚，他们坐在老榕树下的石凳上，塑料凳子吱呀作响，手里捧着冰凉的汽水，陈鹏谦把近段时间的遭遇一股脑儿倾倒出来。阿涛听完，只能无奈苦笑——原来自己表哥恰恰是最强硬的一户钉子户之一，那人性格倔强，出了名的一根筋，自认看透世道，对开发商抱着天然的不信任。阿涛坦言，就算他出面，恐怕也难撼其决心，最多只能帮着传个话、缓和缓和气氛。听到这里，陈鹏谦心中那点隐隐的指望，像被风吹灭的烛火，暗了下去。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就此选择退缩。夜深人静时，他一个人坐在租住的小房间里，对着摊开的村庄地图发呆，心里一遍遍盘算着可能的突破口。他开始调整策略，不再只靠公司发的宣传册和空泛口号，而是选择挨家挨户上门，有时候甚至放下职员的姿态，像从前那个土生土长的大沙村孩子一样，与叔伯婶姨唠家常。他问他们对于新生活的期待，也听他们倾诉对老屋的不舍；他会诚恳地解释拆迁补偿的细则，甚至陪着他们算账——补偿款能买几套房、留多少作储蓄、还能给下一代留多少空间。可现实并不像计算题那样简单，感情与记忆无法量化，祖辈的影子也不是数字能抹平的。项目部的贾经理则在一旁越来越不耐烦，一再催促他必须尽快完成这些“几户顽固村民”的工作，否则整个项目的进度表就要被意外拖延。冷冰冰的项目节点，化成一句毫不留情的警告：完不成任务，责任就要落到他头上。
在高压之下，贾经理给陈鹏谦布置了另一项看似与拆迁无关，却同样关键的任务——去找环保局的王副局长，为项目中涉及红树林填海的部分办理审批。红树林所在的滩涂是大沙村周边极具特色的一方生态湿地，原本是候鸟栖息、鱼虾繁衍的地方。开发项目为了扩大建设用地，计划对其中一片进行填海造地，这一环卡在环保审批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延误整个工程。某天清晨，陈鹏谦特意穿上了熨得笔挺的衬衫，夹着厚厚一叠资料早早抵达环保局，心里打好了草稿，想从城市发展、经济收益等方面与王副局长好好探讨，争取对方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最大支持。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王副局长办公室门外，候着不少来办事的人，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味和纸张的墨香。当陈鹏谦终于被叫进办公室，他刚刚按先前准备好的思路，谨慎而恭敬地向对方请教有关红树林填海与环保平衡的问题，就被对方略显不耐的眼神打断。王副局长态度冷淡，言语间透露出官腔式的敷衍，简单翻了翻他带来的资料，三言两语便把他打发走，既未明确表态支持，也没有给出清晰的办理路径，仿佛只是完成了一次例行的接待程序。陈鹏谦带着未开封的诚意以及一肚子的话，只能悻悻然离开环保局，连他自己都说不清，这一次究竟是因为他准备不周，还是因为在对方眼中，胜利强集团的项目还没到值得认真对待的程度。
回到公司后，他如实向贾经理汇报了情况。听到“空手去见王副局长”这句话时，贾经理脸上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语气里多了几分责怪与暗示。他不动声色地提醒陈鹏谦，在现实的办事环境中，光靠嘴皮子和资料远远不够，一些看不见的“礼节”往往比文件更有分量。于是在他的授意之下，陈鹏谦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准备登门——这一次，他被要求带上合适的礼品，以一种更“懂事”的姿态去求得项目的关照。站在办公楼下，他提着并不轻巧的礼盒，心里却感到格外沉重：一边是公司“早点把事情办下来”的催促，一边是自己对底线与原则的隐隐不安，他似乎被推着朝一个模糊而又危险的方向迈进。
连续的奔波与夹在多重压力之间，使得陈鹏谦对现实的疲惫感与日俱增。某个黄昏，他拖着有些酸痛的身体回到家，刚打开门，女儿琳琳就一头扑过来，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老师布置了观察自然生态的小任务，她说自己在书上看到“海蛙”这种生物，很想亲眼去看看河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生物或其他小动物。面对女儿童稚而专注的目光，陈鹏谦心里那根紧绷的弦忽然松了一些。他暂时放下那些未完成的协议、没有着落的审批和让人头疼的钉子户，答应带琳琳去附近的小河边“做观察”，就像当年父亲牵着自己去稻田看萤火虫那样。
暮色渐起，父女俩沿着熟悉又略显陌生的河道慢慢走去。大沙村周边原先清澈的小河，如今水面发黑，漂浮着生活垃圾和不明泡沫，隐约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河岸边的杂草长得很高，夹杂着被丢弃的塑料袋与玻璃瓶，曾经可以在水边看见的小鱼小虾早已难觅踪影。琳琳起初兴致勃勃，以为能像书本插图那样，看见活泼的水生动物，可走了好一会儿，她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这条河怎么看起来“生病”了？陈鹏谦一边回答，一边也在心里苦笑——他自己童年时在这条河里光着脚丫追逐鱼群的记忆，与眼前灰暗污浊的水面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在女儿一声又一声的呼唤与寻找中，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河边泥地里趴着一只海蛙，只不过那只海蛙早已一动不动，身体僵硬，皮肤上沾满污泥，看上去像一小团被人遗忘的生命残片。琳琳愣在原地，眼里满是失落与不解：课本里写的，是活生生的海蛙在洁净水域里跳跃，而现实却让她第一次直观地看见，环境污染可以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呈现在自己面前。陈鹏谦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从堆积的垃圾与杂草间把那只死去的海蛙小心翼翼地挖出来，生怕吓到女儿，又害怕伤到那只早已失去温度的小小躯体。父女俩最终决定为它挖一个小坑，将它埋在河岸的一角，像为某个无名的旧友送行般，郑重地覆上一层土。
埋葬海蛙的动作，也像是在埋葬陈鹏谦对这片土地最后一种单纯的记忆。站在渐暗的天色下，他看着女儿因为心疼小动物而泛红的眼眶，内心却翻涌着更复杂的情绪：大沙村正以一种激烈而粗糙的方式向城市化迈进，土地被圈起、河道被污染、红树林面临被填海的命运，村民在补偿协议书前犹豫不决，而他自己则被裹挟在其中，不断在现实利益与内心良知之间摇摆。他很清楚，只要项目成功，自己在公司里会有一条顺畅的晋升之路；但他也同样清楚，女儿眼中对自然的好奇与怜惜，代表着另一种更长远、更难被数字衡量的价值。那一刻，河风带着污浊的味道吹在脸上，他仿佛预感到，等待自己的，不止是几份拆迁协议和一纸环保审批，还有一场关于未来道路与心灵信念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