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初春，南方的空气里还带着些许潮湿的凉意，深圳却早已是一派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的繁华景象。刚从北方小城南下的李雷，提着略显陈旧的行李箱，站在高耸入云的写字楼下，仰头望着这栋象征着机遇和压力的玻璃大厦，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为了这一场求职面试，他在简历上反复斟酌措辞，在网上搜罗各种面试技巧，从穿着到发型都打理得一丝不苟。他提前很久来到公司楼层，登记完访客信息后，心里一阵紧张，借口先去卫生间平复心情。
卫生间里，清洁工正在收拾地面，淡淡的消毒水味弥漫在狭长的空间里。保洁阿姨张丽芬正戴着手套，弯着腰认认真真地擦拭地砖，在门口摆放好了黄色的“地面湿滑，小心跌倒”的警示牌。李雷洗了把脸，又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给自己打气。几分钟后，他一边走出卫生间，一边低头刷着手机，查看面试提醒和自己准备的要点，完全没留意脚下刚拖过的湿地，更没看到门口显眼却被他忽略的警示牌。只听“哧溜”一声，他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摔倒在地，脚踝在瞬间扭成了一个别扭的角度，剧烈的疼痛从脚踝窜上小腿。张丽芬赶紧丢下拖把，上前扶他，不停地道歉，李雷却连忙说没事，强忍着疼，把身上的灰拍干净，一瘸一拐地朝面试公司的前台走去。
他拖着受伤的脚进了面试会议室，脸上勉强堆出微笑，却在坐下的一瞬间忍不住皱眉。面试官注意到了他异常的姿态，客套地问了几句，之后便开始按部就班地提问。李雷本来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自我介绍和项目经验，但疼痛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回答几个问题就乱了节奏，再加上他人生地不熟，对深圳本地行业情况了解有限，面对面试官有关市场开拓和本地资源的问题时频频卡壳。面试在尴尬的气氛中结束，面试官礼貌地说会“回去综合考虑”，李雷心里却明白，这一趟多半是白来了。他拖着酸痛的脚踝走出公司，望着明亮却令人有些刺眼的灯光，只觉得这座城市在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走进电梯时，李雷情绪低落，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他一进门就靠在角落里，低着头，反复翻看那封没有任何回应的面试邀请邮件，好像只要再看一遍，结果就会变得不一样。这时，电梯门快要关上的瞬间，一只戴着洗碗手套的手伸了进来，用力按住了“开门”键，紧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刚才在卫生间帮他的保洁阿姨张丽芬。她还穿着印有“物业服务”字样的蓝色工作服，手里提着装满清洁用品的小推车，额头上还带着没干的细小汗珠。
张丽芬认出了李雷，关切地问他脚有没有事，李雷尴尬地笑笑，说没什么，就是面试没成功。电梯里本来安静得能听见机器运转的嗡鸣声，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道出了他满腹的失落。张丽芬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从工作服口袋里摸出一张被折过好几道的彩印纸，递到他手里。那是一张物业办公室发的招聘启事，上面密密麻麻列着整栋大厦里各家公司正在招聘的岗位，有销售，有文员，有客服，有技术，还有一些创业公司写得非常“激情四射”的广告词。她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别被一次面试吓倒了。这些公司都在招人，你可以一家一家去试，机会总会有的。”那语气里既有过来人的朴素经验，也带着一种对陌生人的真诚鼓励。
李雷接过那张启事，心里像被点亮了一盏小灯。他本不打算再在这栋楼多待，正准备回去收拾情绪，另找机会，可张丽芬的话让他有种“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的冲动。他站在大厦的公共休息区，靠在落地窗前，一边揉着隐隐作痛的脚踝，一边逐条拨打启事上的电话。很快，他就接连约到了几场面试，短则半小时后，长则明天再来。他拄着临时借来的拐杖，在楼层间来回奔波，从十几楼到二十几楼，从装修简陋的小公司到装修华丽的大型企业，每次敲门前，他都会深吸一口气，把刚刚的挫败感暂时压下去。
几番辗转之下，有一家规模不大却颇具潜力的科技公司对他产生了兴趣。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眼神锐利，说话干脆。老板看到他脚受伤，还问了两句缘由，李雷索性实话实说，把刚来深圳面试就摔跤的经历略微一笑带过。倒是这一份坦诚和不服输的劲儿打动了老板，再加上他在专业上的积累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意愿，最终公司当场给了他一个试用机会。走出那间办公室时，李雷在走廊里忍不住站了好一会儿，窗外的天色已经微暗，写字楼里的灯光却逐渐亮起，仿佛这座城市给了他一个温柔却来之不易的回应。
拿到录用通知的第一件事，李雷不是打电话给家里报喜，而是想着要去找张丽芬。他沿着大厦的几层楼找了一圈，闻到地板清洁剂特有的味道时，他终于在一个角落的休息区看到了她。她正半蹲着擦玻璃，身边放着一瓶水，显然已经忙了很久。李雷快步走过去，忍着脚踝还未痊愈的暗痛，站在她面前，笑得有些腼腆：“阿姨，我找到工作了，多亏了你给那张招聘启事。”张丽芬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笑容里夹杂着几分欣慰和释然，好像自己忙碌的工作之外，又看见了生活给她的小小回报。
在闲聊中，李雷才知道，张丽芬来自哈尔滨，在深圳做保洁已经很多年了。她丈夫早年病逝，家里只剩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两个人主要靠她这份并不高的工资生活。她省吃俭用，把能攒的钱都塞进存折，为的就是将来儿子高中毕业后也能出来闯闯，她希望他能到大城市读大学、找工作，不要像她一样一辈子在底层辛苦奔波。说到这儿，她眼里闪过一丝倔强的光。更巧的是，她儿子也叫李雷，这让两人之间多了一层微妙的亲切感。张丽芬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仿佛看到自己儿子未来的模样，而李雷则从她身上看到了母亲一样的温暖和坚韧。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2年春节前夕。深圳街头挂起了红灯笼，商场里响起熟悉的贺岁歌曲，写字楼里的白领也纷纷开始盘算着何时请假回家过年。这一年里，李雷在公司拼命工作，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项目中。他从业务员做起，一点一滴学习市场、磨练谈判技巧，经常加班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大厦。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和几次抓住关键机会的表现，他在短短一年时间里被公司提拔为部门经理，手下也开始带着一个小团队。对于当初那个在电梯里垂头丧气的小伙子来说，这份晋升几乎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
春节临近的某个晚上，写字楼里已经冷清了许多，很多公司都提前放假。李雷忙完手上的最后一份报表，走出办公室时，看到走廊尽头的灯光下，张丽芬正推着清洁车，弯着腰擦洗楼梯扶手。她的动作一如既往地麻利，只是鬓角多了几缕银丝。李雷走过去，提议一起吃个简简单单的年夜饭。张丽芬先是推辞，说自己还要加班干完全楼的保洁工作，挣完这几天的加班费就坐火车回哈尔滨陪儿子过年。她一边说一边有些自豪地提到，儿子今年就要高考了，最近在学校里很努力，她希望能用多挣的这些钱给儿子准备一个像样的高考礼物。李雷听了，主动帮忙把一些重物搬到电梯口，又坚持请她吃了顿便饭，当面祝福她儿子高考顺利。
那个夜晚，餐馆里播放着喜气洋洋的音乐，窗外却是略带寒意的冬夜。张丽芬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时不时就提到她儿子小时候的趣事，又会不经意间感叹一句：“要是老李还在就好了。”李雷没有多问，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插几句轻松的话题，让气氛不至于太沉重。饭后，他把张丽芬送到公交站，一再叮嘱她路上注意安全。张丽芬则反过来劝他工作再忙也要记得照顾自己，说妈妈们最怕的就是孩子在外面累坏了。两人在站牌下挥手告别，冬夜的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几年时间匆匆而过，李雷在职场上一步步往上走，换过岗位，也参与了更大的项目，忙碌的生活让很多旧人旧事渐渐淡出记忆。直到某个出差的机会，他在公司组织的交流会上结识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女孩。闲聊时，对方提到自己家附近曾有一位在深圳打工多年的保洁阿姨，姓张，常年在南方工作，儿子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大学，家里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女孩絮絮叨叨说起这些琐事的时候，无意中提到那位阿姨最近又回了深圳，在某栋写字楼里继续做保洁。李雷心头一震，一种久违的熟悉感一下子涌了上来。
在进一步打听之下，李雷从女孩口中拼凑出了大概的地址。结束出差回到深圳后，他在一个周末抽出时间，按照记下的地址去寻找。那是一片稍显老旧的商业区，与他如今办公的高档写字楼截然不同。楼下小摊林立，空气中混杂着油烟和潮气。他在附近转了好几圈，终于在一处拐角看到几个人围成一团，隐约传出争吵声。李雷快步走近，只见人群中央，一个中年男人正恶狠狠地甩手，旁边站着的，正是张丽芬。她脸色涨红，眼中满是委屈和愤怒，手里还攥着一只已经变形的塑料购物袋。男人口出恶言，试图摆脱她，甚至做出推搡的动作。
李雷没时间思考，立刻冲上前去，一把将两人隔开。他拉住张丽芬的胳膊，把她护在自己身后，沉声警告那个男人不要再动手。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男人自知理亏，嘴里骂骂咧咧了几句之后，甩手离开。待人群散去，张丽芬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干了力气，靠在墙边喘气。李雷递给她一瓶水，轻声问发生了什么事。张丽芬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断断续续讲起这些年的经历——儿子如愿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大学，学的是她听都没听过的新兴专业，她为了多攒学费，又重新回到深圳打工。听人说李雷在深圳混得不错，她心里替他高兴，却怕给他添麻烦，便没有联系。
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打拼，张丽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一个男人。男人嘴上说着自己离婚多年，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身世孤苦，话里话外透着对生活的不易。张丽芬心软，又长期缺少倾诉的对象，慢慢对他产生了感情。直到不久前，她才发现那男人其实有妻有子，只不过把家安在了另一个区，平日里谎称加班加点都是为了躲避家庭。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张丽芬觉得自己像个笑话，自己辛苦半生，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反倒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别人家庭里的“小三”。她心里有愤懑，有羞耻，也有对自己不甘的责备，于是才有了刚才那一场激烈的争执。
听完这一切，李雷心里五味杂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事业线上的一路向上，并没有让这座城市对每一个人都变得温柔。张丽芬这样的人，在城市的缝隙里默默付出，承受着远超过工资数字的压力，却没有太多可以依靠的肩膀。他没有多说大道理，只是耐心劝她不要再和那个男人纠缠，保护好自己最重要。为了缓解她心头的郁结，李雷拉着她去附近的一家商场，给她买了一双舒适的鞋，说保洁每天站着走着，脚最辛苦，鞋要穿好一点。张丽芬起初死活不肯，说怎么能花这种“冤枉钱”，李雷却笑着坚持，这份执意里包含了多年来他对她的感激。
等情绪稍微平复下来，李雷提出一个建议：让张丽芬到他的公司做保洁，环境相对稳定，薪水也有保障，至少不用担心再遇到刚才那种人。张丽芬一听，连忙摆手，说“你现在是公司领导了，我哪好意思去你那儿打工，被人知道多不好说话。”她顾虑的是别人的眼光，也怕自己的存在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李雷再三保证自己完全不介意，甚至可以和人事沟通安排，但张丽芬还是婉言谢绝了，她习惯了凡事靠自己解决，不轻易把希望压在别人身上。
不久之后，张丽芬又回到了起初那栋熟悉的大厦，重新做起了保洁工作。那栋楼对她来说像是命运的一个轮回：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个刚到深圳、无依无靠的李雷，也在这里见证了他一步步地成长。而当她自己经历了感情的风波和生活的起伏之后，她又带着略显疲惫却依旧坚韧的身影回到这里，仿佛一切从未改变，又仿佛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一天傍晚，她特意绕到李雷所在的公司楼层，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这栋楼找到工作，让他不用再操心。李雷再次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考虑到公司上班，她仍旧笑着摇头，说“你有你的路要走，我在这儿就挺好。”
那段日子，李雷所在的公司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又充满变数的阶段。各类项目蜂拥而至，团队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某天夜里，天色已经完全黑透，整栋大厦只剩下零星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李雷带着团队在会议室里画方案、改预算，大家熬得眼睛通红，桌上堆满了外卖盒和已经凉透的咖啡。他刚从会议室出来，准备到走廊透口气，就看见张丽芬提着一只大垃圾袋，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一会儿。她没有打扰，只是默默走进办公室帮他们收拾垃圾、倒水，又在看到李雷出来时主动摇摇手里的拖把：“你们辛苦，我也来搭把手。”
李雷这才注意到，张丽芬的脚步似乎比以前更慢了些，手上的皮肤因为长期接触清洁剂而变得粗糙干裂。他一边和她聊着近况，一边忍不住吐槽公司最近的合作谈判。原来，公司正在推进一个重要项目，李雷与合作伙伴在分成比例、项目方向上存在巨大分歧，对方坚持自己的条件，毫不妥协，而公司内部也有不同声音，让他疲于应对。几次会议下来，他感觉自己的努力被一点点消磨，情绪压抑得喘不过气。张丽芬听完，先是认真点头，然后竖起大拇指，笨拙却真诚地一句“我看好你”，让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某天的谈判彻底破裂，李雷和合作伙伴在会议室里吵得面红耳赤，言语间再也找不到一开始的克制与礼貌。最终，对方摔门而去，合作告吹，团队前期投入的心血几乎付诸东流。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张丽芬看到，她站在不远处，略有些局促地看着一脸阴沉、额头青筋暴起的李雷，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喊了他一声：“小雷，出来走走吧。”
她带着李雷来到天台。夜风有些大，吹起她略显单薄的衣角。城市的霓虹灯在脚下交织成一片绚烂光海，与他心里的灰暗形成鲜明对比。李雷在天台的护栏旁站了好久，终于像开了闸的水，一口气把心里的不满和委屈全都倒了出来，从公司内部的压力到外部竞争的残酷，从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到对未来选择的迷茫，他说得有些激动，甚至有点失态。张丽芬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偶尔轻声“嗯”一声，像是在回应，又像在给他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等他说完，张丽芬只是笑笑，指了指下面一层昏暗的地下车库，说“走，陪我去干件‘大事’。”李雷一头雾水地跟着她下楼。到了车库，他们找到一辆停在角落里的清扫车，那是物业配给保洁员打扫地下停车场的工具。张丽芬熟练地爬上去，示意李雷坐在旁边，两人一起慢慢在空旷的车库里绕圈。清扫车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刷子在地面上扫出一条条整齐的痕迹，灯光从头顶一排排照下来，把两人的影子拉长再拉长。在这单调却奇异地让人安定的运动中，李雷渐渐平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面前这个日日和灰尘、污渍打交道的女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活的希望，那些远比他艰难的日子里，她不也一步步扛过来了么？
张丽芬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语言，她只是说，人活着，不可能事事如意，重要的是跌倒以后还愿不愿意再爬起来。她提起自己丈夫去世后的那几年，儿子还小，她一个人打两份工，晚上趁着儿子睡着了才敢偷偷掉眼泪。大多数时候，她没时间难过，只能想办法明天继续上班。她拍了拍清扫车的方向盘，说“你看，我现在还是在开车，只不过是另一种车。”李雷听着，忍不住笑出声来，那笑声混合在机械的轰鸣中，在空荡荡的车库里回荡开来。心里的郁结在这一笑中缓缓散开，他突然对未来又生出一股久违的信心。
从那天起，李雷重新投入工作。他开始冷静分析项目失败的原因，与团队一起调整思路，寻找新的机遇，也学会在必要的时候适当地妥协与坚持，不再把所有压力都堆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他依旧很忙，依旧加班到很晚，但心态却比以前更成熟、更从容。每当在走廊上看到张丽芬推着清洁车忙碌的身影，他都会下意识地向她点头示意，这个动作代替了很多不需要说出口的感谢与敬意。
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张丽芬的头发愈发花白，走路的速度也慢了下来。一次闲聊中，她提到自己很快就要退休了，算算在深圳打工的这些年，几乎把人生最苦最累的时光都留在了这栋大厦的楼梯间和走廊里。可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太多感伤，只是淡淡地笑着说，终于可以回哈尔滨多陪陪儿子，让他也别太操心。得知她的退休日期那天，李雷第一时间在工作之余去花店，挑了一束颜色明艳的鲜花——不太讲究种类，只是希望颜色看上去能让人觉得温暖。
退休那天，大厦里照常忙碌，没人特意为一个保洁阿姨准备什么隆重的仪式。张丽芬像往常一样，把手上最后一层楼的卫生做完，把工具一件件归位。正当她准备离开时，李雷从楼梯口出现，手里捧着那束鲜花，走到她面前，有些笨拙却真诚地说：“张阿姨，恭喜你光荣退休。”张丽芬愣了一下，随即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她接过花，低头看看，又抬头看看他，似乎一时间有很多话想说，却都化作一句简单的“有你这句话，我就值了。”
两人在大厦门口站了一会儿，行人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知道这一对看似毫无关联的“年轻经理”和“清洁阿姨”之间，有着十年间互相扶持、彼此见证的故事。他们互道珍重，没有太多煽情的告别，只是约好如果有机会再见面，一定请对方喝杯茶。张丽芬背着简单的行囊，抱着那束鲜花，慢慢走向公交站，身影在夕阳下被拉长。李雷站在原地，看着她远去，心里清楚，自己的人生早已被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人悄悄改变——她让他在城市的冷峻钢筋水泥之间，看到了另一种质朴而坚韧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