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静妤是一名业务扎实、态度认真又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医生。响应号召，她主动报名参加下乡支医工作，从省城来到偏远的玉县神仙顶卫生所任职。为了不与家人分离太久，她带上了自己一手养大的女儿——七岁的方婉之。神仙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医疗条件简陋，却是方静妤曾经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起点。她既是来工作，也是带着一种近乎宿命的心情回到这里，准备面对七年前自己留在心底的旧事。
卫生所的一天，并不像城市里那样井然有序，更多的是突发状况。某个阴雨连绵的午后，一个男人背着浑身是伤的女人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诊室。男人自称何永旺，女人名叫何小芹，是他的妻子。方静妤一眼就看出，这并非普通的摔伤：她的手臂、背部、腿上都有旧伤叠着新伤，淤青形状不规则，分布在身体不易自己碰撞到的部位，典型的家庭暴力痕迹。她小心地询问缘由，何永旺却一口咬定是“干活不小心摔的”，态度强硬又略带心虚。何小芹沉默不语，只是低着头，眼里有惶恐也有复杂隐忍。方静妤无法强行介入，只能暂时把疑问压在心里，先为她处理伤口，安排观察。
奇怪的是，在包扎的整个过程中，何小芹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一旁安静坐着、写作业的方婉之。那是一种又贪恋又悲伤的注视，仿佛看到了什么早已失去却仍在心里鲜活存在的东西。趁着方静妤外出取药的功夫，方婉之主动走近她，用稚嫩却认真的语气问她是不是很疼，有没有想吃糖。何小芹被这份善意打动，眼圈微红，声音沙哑地告诉方婉之，她曾经也有一个比她小一两岁的妹妹，如果没有出事的话，现在大概和她差不多大、差不多高。说到这里，她的眼中浮起明显的痛色，话却戛然而止，像是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被压在心底。
谈话间，何小芹忍不住伸出手，想摸一摸方婉之的脸，好像那是某种久违的、温柔的确认。然而就在她的手尚未触及时，一个少年突然冲进诊室——是她的儿子杨辉。杨辉十几岁，人高马大，神情焦躁，一把拉开母亲的手，语气又急又粗鲁：“妈你发什么病？不要乱摸别人！”他显然对母亲的精神状态习以为常，甚至带着些防备和不耐。方婉之愣了一下，却并没有害怕，她感受到的是一种被误解的悲伤，而不是危险。她鼓起勇气把杨辉“赶走”，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只是想摸摸我，我不怕。”等杨辉退到一旁，她抬起下巴，非常庄重地把自己的脸凑到何小芹掌心里，让她轻轻抚摸。那一刻，诊室里安静得只剩下呼吸声，何小芹指尖微微抖，仿佛触碰到的是某个被时间掩埋的旧梦。
不久之后，杨辉和方婉之又在村口碰面，两人和其他孩子一起在田埂边追逐打闹。谁也没注意到，处一头受惊的牛挣脱绳索飞奔而来，空气里充满了尘土和躁动。孩子们惊慌四散，只有方婉之吓得当场愣住，双像被钉在地上，眼看那头牛就要直到她面前。就在此时，一个魁梧的身影猛地扑上来，用身体硬生生拦住了牛的冲击力。伴随着沉闷的一声闷响，那人被撞得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腰部受伤严重等村民赶来控制住牛、七手八脚把人抬到卫生所时，方静妤才发现，救了自己女儿的，正是刚才那个被她怀疑家暴妻男人——何永旺。
给他伤情时，方静妤一边忙，一边从那张被痛楚扭曲的脸上，捕捉到一种让她极不舒服的熟悉感。不是简单的“似曾相识”，而是一种被时间咬噬过的旧影，在记忆深处缓缓浮起。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翻看当年下乡时的旧档案，又重新打量眼前这个男人的名字和面孔，终于脑中对上了号——这是七年前，把一个刚出生的女婴遗弃在她家中的那对夫妻之一。那时的他比现在年轻，神情也更加野心勃勃，可那对“儿子”的执念却一模一样。至此，静妤不再只是单纯地感激救命之恩，她意识到，时间绕了一个大圈，把她和当年那段未竟的缘分，再次推到了同一条线上的两端。
七年前，神仙顶的暴雨之夜，方静妤还只是来乡镇轮岗的青年医生。那天，羊肠小路泥泞不堪，她在返回住处的途中遇到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躺着一个临产的年轻妇女，疼得头大汗，那是何花——何永旺的妻子。情况危急，送去县医院已来不及，她咬牙做出决定，把人直接带回自己狭小的宿舍临时接生。简陋的房间里，只有她和在村里有威望的牛姥姥两人忙上忙下，烧水、消毒、铺干净的床单。经过漫长而凶险的一夜，何花终于生下一名女婴，母平安。牛姥姥笑眯眯地说“女儿也是宝”，方静妤松了口气，本以为苦难暂告一段落。
然而第二天清晨，当她起身去看母女时，却发现床上只剩下那个熟睡的婴儿，父母早已无声无地消失。邻居说，半夜隐约听到三轮车的声音，看来夫妻俩是在确认孩子是女儿之后，悄悄离开的。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们已经有两个女，大的十九，小的十七，为了“传宗接代”，胎寄托了全家对“儿子”的执念。得知又是女儿后，他们干脆连孩子都不要了，连一句交代都没有留下。面对这个被抛弃的小生命，方妤彻夜难眠。她无法说服自己把孩子送进福利院，更无法想象她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会遭遇怎样的命运。最终，她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作为自己的女儿抚养，并给她取名方婉之”。
方静妤当时已婚，她的丈夫孟思远是玉县的副县长，在当地口碑好、形象正，人人都说他个有担当、重感情的好干部。他不仅支持妻子在基层工作，还非常理解她“救人救到底”的选择。其实他们结婚多年，因各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生育期，方静妤在承担高强度工作同时，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医生暗示她再怀孕风险极高就在他们逐渐接受“也许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的现实时，这个被遗弃的女婴来到了他们的生活里。孟思远没有任何犹豫，甚至坚持让孩子随母姓方认为这是方静妤用生命“捡来的女儿”，更她的延续。从此，“孟副县长家只有一个女儿方婉之”的说法，在小城里口口相传。
在孟思远和方静妤的共同教育下，方婉之从小就被培养得独立、自、善良而有主见。八岁那年，她放学路过校门口，看见三个比她高头一个的男孩围着一个瘦小的孩子打闹，那孩子被揪着衣，书包扔在地上，眼圈红得像兔子围观的同学小声窃笑，有人喊他“鱼蛋、鱼蛋”，带着明显的嘲讽。方婉之走近后才知道，这个被欺负的同学小名叫“鱼蛋”，学籍上的名字虽有，但连他自己都叫顺口，所以大家用小名喊他，逐渐变成了笑柄。鱼蛋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普通农民，起名时随口乱取，也不懂得这会给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婉之见状，二话不说冲上前去，先把那三个小流氓推开，又把地上的书包拍打干净，还给鱼蛋，骂他们“连名字都拿来笑是没本事的人”。她拉着鱼蛋回家，一路问东问西，得知他学习不错，就是因为名字被嘲笑，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回到家，她翻出父亲平日里爱看的诗词书，又翻到孟思远最喜欢反复念叨的两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她忽然有了主意，郑重其事地对小男孩说：“以后你叫李行客，好不好？行走的行，过客的客，听起来很厉害。”这个名字既有书卷气，又寄托了对这个男孩命运“行稳致远”的期许。李鱼蛋本名虽然没有变更手续，但从那天起，他就被周围同学慢慢改口叫作“李行客”，而这个新名字，也仿佛给了他一副新的盔甲。
因为母常年忙于务农，李行客每天放学后无人照看，作业也没人辅导。听说他经常写错别字，还有很多题不懂就随便空着。方婉之想到父母总说“有能力就帮帮别人，学那些仗势欺人的孩子”，便主动邀请他来自己家写作业。起初他有些拘谨，站在门口不敢迈步，直到孟思远下班回来，笑着：“弟弟到姐姐家吃饭，天经地义，快来。”家里多了一双碗筷、多了一把椅子，却多了很多笑声。李行客在这个温暖、开明的小家中慢慢放松下来，写作业时遇到不会的题，便向方婉之请教，久而久之，两人从同学变成了“姐”，这段情谊从童年延伸到青春期，成为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陪伴。
李鱼蛋的母亲得知儿子经常在“方家”吃饭，心里既感激又不安。她子直爽，却又羞于上门打搅县长家，最后憋了几天，还是拎着一桶自己腌的鱼赶了过来，一进门就连声道谢。起初，她当这是一户普通老师或医生人家，直到无意间见墙上的合影，听邻居提起，才知道给自己儿子辅导作业、让他天天蹭饭吃的，竟然是玉县副县长和卫校校长的女儿。她又惶恐又感激，话都说不利索能一再保证以后一定好好管儿子，让他好好学习，别给领导家添麻烦。而在方静妤和孟思远眼里，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举手之，他们更在乎的是孩子们能否在这段互相扶的友谊中，长出善良与勇气。
岁月很快推着孩子们长大。到十五岁时，方婉之已经出落成一个鲜明自信的女孩，李行客则更加沉稳，却也因为出而依旧成了某些无聊之人的欺负对象。一天放学后，方婉之又亲眼看见李行客被同一拨混混堵在教学楼后。那三个混已经从小学混到初中，仗着家里有人撑腰常敲诈、威胁同学。不同的是，这一次，方婉之不想再只做“路见不平”的单枪匹马，她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她以“同学聚会”的名义，提前通知了一批过欺负的同学，约大家晚上到自己家里“开会”，还特意让父母那天晚上都出去参加单位活动，把家空出来给他们用。
在小小的客厅里，十多个少年围坐在一起个人都有被那三个小流氓欺负、勒索、羞辱的经历。有人被逼写作业，有人被抢零花钱，还有人因为不肯“借”饭卡被推下台阶。方婉之一一听完，目光越来越坚定，她提出自己的计划——联合起来，找准时机，在校外堵住那三个流氓，用人多势众的气势让他们明白，学校不是他们的地盘，不能再无端欺负同。第二天放学，他们按照商量好的方案在巷口分埋伏，当那三个混混摇摇晃晃从小卖部出来时，突然发现前后左右都是人。
为首的那个混混一眼认出方婉之，脸色明显变了。他们早就听过风声，知道是玉县副县长的独生女，有人背地里叫她“玉县公主”，意思是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面对这阵仗，三个混混明显心虚，却又硬着嘴硬，试图用粗话吓唬大家。此时方婉之上前一步，不怒自威地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骚扰任何同学，否则她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成材料，送到教育局和公安局。她身后那么多同学一字排开，目光坚定气势压得对方抬不起头。三人自知理亏，又担心真惹出大祸，只好连声道歉，灰溜溜地离开。那一战，彻底改变了很多学的校园生活，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方婉“打抱不平”的名声。
事情过去后，那些曾经被欺负过的孩子家长陆陆续续登门道谢，有人带了鸡蛋，有人送来自家种的菜，客厅一时热闹得像小集市。等送走最后一位家长，方静妤关上门，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转身叫方婉之到书房。她并不是不知道女儿“出”的勇气，也明白她所做的有其正义之，但问题在于，方婉之借用了“副县长女儿”的身份威慑对方，这在她看来已经踩到了原则的红线。她语气严厉地指出：“你在外面是一个学生，不是县长的女儿，更不是谁的保护伞你如果仗着家里人的身份去压别人，那和那些仗势欺人的人有什么区别？”为此，她照搬了当年孟思远教育她自己时的方式，罚方婉之在书前，整整抄写“虚荣”二字若干遍她在一次次落笔中反省“名头”与“人格”的分界线。
时光如水，转眼间高考临近。经过多年的互相扶持与鼓励，方婉之和李行客双双考同一座城市的一所大学。离开玉县那天，车站上人潮涌动，两家的父母都提着大包小包给他们准备行李。对于旁人而言，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是姐姐与弟，是两小无猜的同路人。但只有李行客自己心里清楚，他对方婉之的感情，早就悄无声息地越过了“姐弟”的界限。他珍惜这份关系，小心翼翼，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表白——他出身普通，自卑又敏感，总认为自己还不够好、不够配得上她。他想等自己更优秀一点，拿得出成绩再去说，却不曾料到命运在大学里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新的变数。
那个变数叫韩宾，是他们所在学院名声响亮的学长。韩宾家庭条件优渥，父亲同样是体制内的干部，他本人成绩优异，言谈举止自信大方，是许多女生口中的“学男神”。一次电梯故障检修，教学楼只开放一部电梯，人满为患。方婉之因为课表冲突，抱着厚厚一叠资料匆匆赶来，没稳就被人群挤得踉跄一下。就在她快要倒的瞬间，有人适时地伸手扶住了她。她抬头，正对上一双温和又带笑意的眼睛——那是韩宾。短短几分钟的同乘电梯时间里，他帮她按楼层，替她挡住拥的人群，还随口就指出她手头那本资料里某篇文章的观点争议。待她反应过来，人已经走出电梯，背挺拔而从容。方婉之一向不是轻易心动的人，却在那一刻感到心头微微一颤，那种感觉很陌生，却又不可遏制，像是一场不期而至的、一见钟情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