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阿楠一向心胸狭隘、嫉妒心极强，在厂里做工的时候，就看不得那些踏实肯干、慢慢积攒起好人缘的同事。方婉之和李娟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做事认真，一个性格爽朗，又都肯吃苦，时间一长，自然在女工们之间博得了不错的口碑。徐阿楠心里不痛快，虽然表面上还勉强能维持住脸面，嘴上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总是冷眼旁观，逮着机会就阴阳怪气地讽刺两句。厂里的人都知道她脾气不好，便尽量少惹她，可偏偏方婉之和李娟并不习惯低声下气，做到自己问心无愧就好，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更是刺到了徐阿楠敏感的神经。
后来，厂长一纸任命，把徐阿楠提拔成了副拉长。从那之后，她仿佛突然换了个人似的，仗着厂长对她格外偏袒的态度，整个人愈发嚣张跋扈。她不再掩饰自己的不满，开始对车间里的姑娘们颐指气使，尤其是对方婉之和李娟，更是处处挑刺。她仿佛觉得，只要打压了这些越来越受欢迎的工人，自己在厂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于是，找茬、穿小鞋、在考核时故意打低分，成了她每天的“工作重点”。在她心里，这两个人已经成了必须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逮到机会，就一定要将她们狠狠踹出厂门。
徐阿楠很快摸清了车间人际关系，也知道了方婉之和李娟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她心思一转，暗暗盘算出一条更狠毒的路子：只要想办法先把李娟开除，方婉之出于义气，多半不会留在厂里，到时候便能一石二鸟。某天，她正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小姐妹在角落里悄声议论此事，一边嚼着闲话，一边得意地勾画“除掉”二人的计划。谁知她们没注意到，不远处的货架后正好站着方婉之，对话的只言片语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方婉之耳中。虽然没有听全，但那些“先把李娟弄走”“让她们一起滚”之类的话已经足够刺耳。方婉之立刻意识到，徐阿楠打算来阴的，这之后，她便开始格外留心徐阿楠的一举一动，生怕李娟被人算计。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徐阿楠就开始动手了。趁别人不注意，她专门从成品堆里挑出几条存在瑕疵的裤子，又故意把裤脚的线头往外扯，让那些服看上去像是刚从机台上下来就已经破破烂烂。随后，她装模作样地拿着这几件“问题产品”在车间里来回走动，一边摇头叹气，一边嘴里嚷嚷着质量不过关，态度恶劣。等大家目光被吸引过来时，她突然把矛头指向李娟，咬定这些裤子都是李娟负责的工序，说她心不在焉，不好好干活，影响了整条生产线的进度和质量。李娟原本就不擅长辩解，一时间又惊又急，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有些结巴，只能不断强调自己一直按规矩操作，绝没偷懒。
方婉之早就看在眼里，这会儿再也忍不住。她走上前去，把那几条裤子拿过去仔细检查，很快就看出有些线口明显是后期故意扯开的痕迹，而并非正常生产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她冷冷地质问徐阿楠，为何不先查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擅自将责任全推到李娟身上，还当众羞辱人，这哪里像是一个副拉长该有的做派。徐阿楠被当众拆穿，气急败坏，再加上自恃有厂长撑腰，顿时就翻了脸。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言语间火药味愈发浓烈，很快就从口角升级成肢体拉扯。方婉之一把拽住了徐阿楠的手，想阻止她继续动手乱指点，混乱之中动作失了轻重，竟不小心打到了她。
偏偏这个时候，厂长匆匆赶了过来，看见的正是徐阿楠捂着脸，红着眼睛，委屈巴巴的样子，还有周围工人们一脸震惊的表情。徐阿楠立刻扑到厂长面前，哭诉她只是公事公办，却被方婉之当众扇了耳光。厂长向来对她格外“心疼”，听完故事不问缘由，顿时勃然大怒，当场训斥方婉之目无上级、不守规矩，又把李娟也扯进来，说她们结党营私、扰乱秩序。在完全没有给她们解释机会的情况下，厂长拍板决定：立刻开除方婉之和李娟，叫她们当天就卷铺盖走人。车间里一片哗然，但在厂长的威压下，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她们说一句公道话。
遭遇突如其来的开除，两人心里难免委屈，却也并非毫无心理准备。离开厂区的那一刻，她们反而有一种解脱之感。这样乌烟瘴气、黑白颠倒的地方，不待也罢。大家私下里都知道厂长和徐阿楠之间关系暧昧，自从将她提成副拉长之后，两人更是形影不离，连原本在食堂一起吃的工作餐都不屑于去了，三天两头把饭菜端到厂长办公室里慢慢享用。这样的氛围里，踏实做事根本不如会奉承拍马。两姐妹对前途虽有迷茫，但对离开这家工厂却没有丝毫犹豫。
走出工厂大门后，她们简单收拾了情绪，很快就决定不能就此消沉。虽然失业，但人总要活下去。短暂商量之后，两人开始在城里四处找活干，先是去了小饭店的后厨帮忙，洗菜切菜、刷锅洗碗，只要是能干的粗活都接下来。后来又去了夜间大排档帮忙，端盘送菜、收桌擦椅，一忙就是大半夜。再之后，她们在一家酒店找到了服务生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好歹稍微稳定一些。她们咬牙坚持，希望能攒点钱，为未来打下基础。
谁知人心难测，意外很快再次降临。那天夜里，酒店里住进了一个打扮阔绰却目光轻浮的客人，他似乎早就留意到了年轻貌美的李娟，故意借口说房间里缺蚊香，要服务员亲自送到门口。正好李娟吃饭快，值班主管便让她去送。李娟本以为是例行公事，拿着蚊香就去了客房，没想到对方早已蓄不轨，一开门就言语轻佻，不断逼近，甚至企图动手占便宜。李娟虽然害怕，却在关键时刻爆发出一股倔强劲儿，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又厉声呵斥他的无耻行为趁对方一时愣住，才得以飞奔逃出房间，惊魂未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那名客人自知理亏，却仗着自己是“上帝”，竟恶人先告状，反过来向酒店投诉李娟服务态度恶劣、言语无礼。酒店出于对客源和口碑的考虑，更不愿在这种事情上闹大，便选择了最省事的处理方式——站在客人一边。根据劳动合同上的条款，只要造成客人严重投诉，酒店有权单方面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于是，李娟非但没有等来安慰，反而被通知需要办理离职手续，理由是“影响酒店形象”。她委屈得说不出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却连证明自己清白的渠道都没有。
方婉之得知缘由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知道李娟绝不会随便得罪客人，更不可能做出合同里那种“严重失职”的行为。既然酒店宁牺牲一个小小服务员，也要维护客人的面子，那这份工作也不值得留下。她当场提出要和李娟一起离开。两姐妹站在酒店后门的小巷里，风吹得招牌嘎吱作响，她们相视无言，却都在心里做下了同一个决定：今后无论再难，都不会轻易分开，更不会把命运交到那些昧着良心的人手里。
那天晚上，她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出租屋，还未来得及整理情绪，便看到门口蹲着两个熟悉的身影——肖国庆和孟思远。肖国庆神色凝重，却带着几分关切，而孟思远早已累得靠在楼梯台阶上睡着，头微微歪着，呼吸绵长。原来，他为了能多陪方婉之几天，硬是压缩了自己在深圳的事务，抽出时间赶来看望她。得知他停留在这座城市的时间不多，方婉之心里酸涩，默默进厨房煮了一碗热腾腾的方便面端给他。简单的面条里，是她此刻能给的全部安慰与心意。送走两人之后，屋子里又恢复了冷清。
李娟准备收拾铺盖睡觉时，习惯性地掀开床垫检查，突然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整整齐齐地躺着两万块钱。她吓了一跳，赶紧叫来方婉之。两人一合计，立刻明白了，这钱多半是方婉之的父亲悄悄留下的。李娟了解方婉之的脾气，知道她一向不肯轻易拿家里钱，第一反应便是第二天一早去邮局把钱寄回去，以免老人家担心。但方婉之沉默了很久，想起父亲常对她说起在深圳打拼的艰辛，又想到自己来深圳这么久，除了被人欺负、被人赶走，好像根本谈不上什么“闯荡”。若此刻把钱退回去，只会让父亲心里更加难受，觉得她在外面混得一塌糊涂。
思前想后，她终于下了决心，对李娟说，这钱先暂时留下，不是为了挥霍，而是当作她们重新站起来的本钱。她第一次认真审视自己来深圳的意义，明白光是打零工、干苦力，永远也无法真正改变命运。第二天，她一早起来，特意花心思把自己收拾得精神利落，又拉着李娟一起出门。她们没有具体目的地，只是沿着深圳最热闹的街区一路逛下去。从商场到地摊，从小店到夜市，仔细观察各色人群的消费习惯，留意哪些东西卖得快、哪个铺子的生意最好。方婉之心里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她要在这座城市里真正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而不是不停被人随意赶来赶去。
经过几天的细致观察与互相讨论，两人慢慢达成一致：先从衣服做起。服装是刚需，款式多、更新快，只要眼光好、进货准，再加上肯吃苦，总能闯出点名堂。她们把两万块钱规划成启动资金，打算先去批发市场拿货，再慢慢寻找固定的销路。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到了批发市场才发现，没有稳定店面和足够进货量的客人，很多供货商根本懒得搭理。她们提出哪怕从几小捆先拿起，也被不耐烦地打发走。想租一间地段稍微好一点的门面，一问才知道，年租金竟要五十万，这个数字摆在两人面前，几乎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即便如此，她们仍不愿放弃。反复打听之下，总算找到一个愿意零散批发的小商家，用不菲的价格拿了一批衣服，又在城里那些租金较低、人流却有限的街道间寻找落脚点。终究资金有限，只能在一条客流量并不理想的小街上摆了个简易摊位，挂起几排衣服，勉强算是开张营业。起初，她们满怀希望，每天从早到晚守在摊前，热情地招呼每一位路过的行人，可现实狠狠给了她们一记耳光——这条街本就人少，多数人匆匆而过，对她们的摊子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更别提停下来挑选。几天下来，卖出去的衣服屈指可数，进货的钱像石沉大海。
摊位旁边是一家卖茶水和小吃的小摊，小妹年纪不大，却很会做生意，嘴甜手勤，又有一批老主顾，常有人专门跑来找她买饮料、聊几句闲天。方婉之和李娟在冷清的摊位后苦笑，她们一边看一边学，不由感叹差距。渐渐地，小妹也看出她们生意惨淡，闲下来时便热心地搭话，提醒她们：既然这条街人流不够，那就别死守一个地方，不如学那些早期做小买卖的人，推着货走街串巷，主动去寻找客人。两姐妹一听，仿佛被点醒一般。于是，她们想办法把衣服打包好，尽量减轻重量，然后开始挨片区地跑，从居民楼门口到工厂附近，从公交站到夜宵摊旁，只要有人的地方，她们就试着推销。
这种游击战式的卖法，确实比守在冷清的摊位前强一些，偶尔能遇到愿意买单的顾客，收入总算略有起色。但这种做法同样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城市里对流动摊贩有严格管理规定，她们并不了解其中门道，很快就被市场监管人员和附近固定商户投诉，说她们扰乱经营秩序，不按规定在固定摊位营业。某天，她们正忙着向一位客人介绍衣服，执法人员突然出现，将她们拦下，详细询问情况后，认定她们属于违规流动经营，当场开了罚单，罚款五十元。五十块，对普通人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对她们而言，那几乎是辛苦跑了好几天才攒下的一点微薄收入，顿时心里一阵发凉。
罚款之后，她们只得老老实实收敛一些，不敢再随便乱跑，只能重新在偏僻的街口摆摊，指望偶尔路过的行人能停下脚步。可城市的节奏越来越快，大家都是深埋在生活洪流中的赶路人，很少有人有耐心在一个无名小摊前逗留。方婉之认认真真记账，把每一笔进货、每一件卖出去的衣服、每一分钱支出都仔细写在本子上。一个月过去，她摊开账本，和李娟一起一点点往下算，发现扣除进货、交通、伙食，以及那张令人心痛的罚单后，她们辛辛苦苦跑上这么久，整体竟然还是亏损状态。两人看着那串冰冷的数字，心中既沮丧又不甘。可即便如此，她们也咬紧牙关，没有放弃。因为她们明白，这一次是真正在靠自己闯生活，哪怕遍体鳞伤，也要在这座城市里，试着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