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连长去世后，他的老母亲本来可以跟着李娟一起去深圳生活，但老人坚决不肯离开熟悉的老家。她一方面舍不得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一方面更不愿意成为儿媳妇在异乡打拼路上的累赘。李娟知道老人心意已决，没有再勉强，而是选择尊重她的决定。当地的民政机构得知情况后，表示会负责将老人送到条件尚可的养老院，安排妥善照料。办理相关手续时，李娟拿出了老人一直保存着的一叠钱，那是周连长生前当兵、复员后多年积攒下来的津贴。老人舍不得花，一张张攒了起来，如今却成了她最后一点经济底气。可老太太却突然说，她一个人在养老院吃住都有保障，用不了这么多钱，不如把这笔钱捐给当地的养老院，让更多的老人受益。李娟握着那叠已经有些发黄、边角磨损的钱，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酸楚与敬佩，她明白，这不仅是老人对逝去儿子的思念，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后一点温柔的回馈。最终，她按照老人的意思，把钱郑重地交给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转身离开时，眼眶却早已湿润。
告别了老人，李娟回到了工地。年关将近，工地上的喧嚣却压不住她心里的空落，周连长的离去、老人独自被送入养老院的背影，一次次在脑海里闪回。她白天强撑着精神干活，到了夜里却只能睁着眼躺在床上，心口像压了一块巨石，喘不过气。她的情绪低落得厉害，一向能说会笑、爽朗泼辣的李娟变得沉默寡言。方婉之和郝倩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不知道怎么劝她，只能陪在她身边，尽量少提到“家”“深圳”“周连长”这些字眼。连续几天几乎没合眼的李娟脸色愈发憔悴，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干活的时候也有些心不在焉。方婉之怕她就这么耗下去，身体先垮掉，只好悄悄跑去了工地的医务室，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央求开几片安眠药，说是给“失眠的亲戚”用。拿到药后，她又特地想了个借口，骗李娟说这是医生开的“治伤心的药”，吃了能睡个好觉，把心里的难过压下去一点。李娟半信半疑，但也知道方婉之是好意，最终还是在对方的劝说下吞下了药片。
那一夜，李娟终于难得地睡了个踏实觉。昏昏沉沉中，所有纷乱的思绪被抚平，她没有再梦到那些凄凉的场景，只是沉沉地睡到天亮。第二天醒来，她的脑袋还有点发懵，但精神明显比前几天好多了。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光，她在床上愣坐了好一会儿，忽然像是下定了个决心似的，起身开始收拾屋子，把乱七八糟堆在角落里的衣服和杂物一件件整理好，又抱起三个人的床单被罩去洗。冰冷的井水刺得她手发红，可她反而慢安静下来，像是通过这些重复的劳作，把心里纠缠不清的痛一点点梳理开。李娟很清楚方婉之给她的“治伤心的药”其实是安眠药，她不是不知道，只是那一点小小的善和谎言，让她在痛苦的深渊边缘抓到了一根绳子。她想起周连长生前说过，人活着靠的不只是身体，更是意志，很多时候，咬咬牙，挺过去，就是胜利。想到这些，她擦干手上的，深吸了一口气，暗暗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生活还得继续。
就在李娟努力重新站稳脚跟的时候，宿舍里出现了另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一天深夜郝倩倩枕边突然传来了“滴滴”的呼机声，把还没睡熟的方婉之和李娟都吓了一跳——在他们这种普通打工妹中，竟然有人用上了呼机，这无疑是一件既新鲜又“高级”的。郝倩倩神色一紧，立刻翻身下床，慌慌张张地说是有重要电话要打，便匆匆披衣出门。她离开的方向并不是公用电话亭所在的院子，而是朝着宿舍区另一头的临时住房走去。李娟和方婉之起初没多想，但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实在太引人怀疑。没多久，她们从工地上零零碎碎的传闻里拼出真相——郝倩倩竟然和食堂里的刘柱处上了对象，而且关系已经十分亲密。
事实上段感情早在他们一起进城买菜那次就悄萌芽。那天，两人拎着大包小包，挤公交、砍价、抢菜，像一对已经过了好几年的老夫妻。路上有说有笑，刘柱这个平日里木讷寡言的汉子，却在郝倩倩面前得细心又笨拙，会帮她挡人群、提重物，还会悄悄塞给她一块刚炸好的热油饼。后来，两人常常找借口单独出去采购、清库存，时间一长，周围人再迟钝也感觉出对劲。终于有一天晚上，李娟和方婉之抓住了郝倩倩“去打电话”的破绽，把她堵在宿舍里盘问。郝倩倩自知瞒不过，只好红着脸一五一十地招供，不仅承认和刘早已“在一起”，还支支吾吾地提到最近总是恶心想吐，吃什么都不香，有时候闻到油烟味便想躲。李娟和方婉之对视眼，瞬间明白了几分，忍不住倒吸口凉气——事情的发展远比她们想象得快。
面对姐妹们的担心，郝倩倩却显得出乎意料地坦然。她说自己和刘柱已经认真商量过，准备趁着春节回老家证办酒席，孩子也是他们共同的决定，不是哪个人一时冲动的结果。刘柱虽然话不多，但为人老实厚道，在工地上干活踏实，待人真，平时和工友也相处得不错。家里算不上大富大贵，却多少有点家底，盖有几间像样的砖房，还有一点积蓄。以郝倩倩一贯直来直去、敢说敢做的性格，李娟和方婉之都觉得，她嫁过去八成不会受欺，反倒有可能把刘家整得井井有条。听完这些，两个姐妹悬着的心渐渐放下，心里更多的是替郝倩倩高兴——在这个流动又苦的打工生活里，能遇上一个愿意负责、愿意一起扛日子的男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们真诚地给了祝福，还主动帮她出主意，琢磨着该准备些什么嫁妆，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不知不觉间，春节快要到了。工地按照惯例停工放假，施工队续散去，原本热闹的工棚一下冷清了不少。工人回乡，食堂自然也暂时停伙，方婉之他们这些后勤人员短时间里“无米下”，连早起蒸馒头、熬白粥的活儿都了。雪上加霜的是，刘柱他们已经决定来年不再承包工地食堂，打算另谋生路。这意味着，春节之后，方婉之很可能要失业。她不想就这样傻等，便打定主意趁着春节期间紧四处找活儿——一来节日期间的临时工作工资往往翻倍，是攒钱的好机会；二来早早铺好退路，心里也踏实。她一边心里盘算着自己的路，一边又顾不得自己将来，先想着能不能让身边的人也一起找出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承包食堂的刘大爷从财务办公室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脸上写满了烦躁和无奈。围上去一问，才知道他去给众人要的“年终奖”竟然被财务部门一口回绝。原来，集团新换财务科长，这位姓王的新科长不但不认前任科长曾经口头答应过要给食堂一笔年终奖励，反而以“没有签正式合同”为由，坚称公司没有这项义务。刘大爷本就性谨慎，之前为了省事、图信任，没和集团正式签合同，现在倒好，成了人家拒付的理由。他怕惹麻烦，又顾及以后还可能在这一行混口吃，因此面对财务的冷脸拒绝，只能灰溜溜回来。方婉之、李娟和郝倩倩听完，心里满是愤懑——这一年下来，她们每天起早贪黑，天不亮就起来备菜、煮粥、切菜、炒菜，到晚上还要清洗一大堆油腻的锅碗瓢盆，风吹雨打从没懒，如今说好的一点奖励却被一句“没合同”给抹杀，怎能甘心？几个人在宿舍里坐成一圈，越聊越气，最终决定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想办法把属于他们的血汗钱要回来。 为了给自己壮胆，第二天一早，方婉之先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打算边吃早餐边想对策。她刚坐下不久，就看见熟悉的身影推门而入——是高翔。这个现在他们生活里的“记者先生”，总是带着一股理想主义气息，有点冲，有点天真，却也真心实意地关心着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命运。高翔主动走过去和她打招呼，随后从衣兜里出一张记者证递到她眼前，语气认真地解释说，自己此行来工地，是为报社做一组关于打工妹的专题采访，并不是在“忽悠”谁提到之前见到方婉之，就觉得她很有学习的分和冲劲，一直惋惜她这么早辍学出来打工，希望她能考虑复学或者继续读书。在他说起未来规划和教育的重要性时，眼里闪着光。可在方婉之看来，这些话依旧像是飘在空中的承，她在现实的泥地里挣扎得久了，越发觉得高翔这种人“不靠谱”，像是总在推销某种她暂时消费不起的“美好人生”。饭也没怎么吃简单应付了几句就匆匆离开。
> 回到工地宿舍，她将和高翔的偶遇一笔带过，随即把话题拉回正事——年终奖。她和李娟、郝倩倩坐在床沿，认真梳理着目前的处境：没有合同确实硬伤，但集团之前确实有明确承诺，而且他们为食堂付出的苦工作有目共睹，工人和领导都可以作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最后决定分头行动——方婉之和李娟先去财务科，直接找王科长理论，讲道理讲不过就坚持态度，不不躁地据理力争；郝倩倩则作为“后手”，在必要的时候出面给对方一点压力。
当天上午，方婉之和李娟按计划来到务科。王科长坐在办公桌后，戴着眼，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听完她们提出的年终奖诉求，他只是冷冷地翻了翻资料，说找不到任何相关文件，也没有签合同，前任科长的口头承诺不具法律效力。言下之意，就是“们爱去哪儿说理就去哪儿说理，反正财务这边一分钱不会多给”。面对这样的强硬态度，方婉之忍住火气，尽量平静地阐她们的辛苦付出和集团曾经的承诺，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公司对外来务工者的信誉问题。可王科长油盐不进，只是不耐烦地催促她们离开办公室。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郝倩倩突然推门而入她挺着明显隆起的肚子，脸色苍白，手里攥着一瓶贴着“农药”标签的东西，气势汹汹地冲进来，声音发抖却分外决地说：如果财务赖账不发年终奖，她有身孕的人就没法活了，大不了一死了之，让他们集团看看把一个孕妇逼到什么地步。王科长一时间被吓得脸色发青，完全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办公室里的气氛骤然凝固，人员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张望，生怕下一秒就真的出什么人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高翔和胡书记一前一后走了进来p>
原来，胡书记本来已经准备差去外地开会，临上车前却被高翔拦住。高翔在采访过程中得知方婉之一行人有意状告集团拖欠年终奖，觉得事情严重，便立即去找胡书记反映，希望集团能给这些劳苦功的人一个公道。胡书记听后脸色大变，一方面担心事情闹大影响集团在深圳的声誉，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基层管理上确实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临时取消了差计划，火速赶回工地调查情况。没想到到财务科，就看到郝倩倩“拿农药闹事”的惊险场面。
胡书记当机立断，先让人把“农药”拿走，安抚郝倩倩好好坐下，又让其他工作人员先暂时回，随后把方婉之和王科长一起叫进了办公室。关上门后，他的脸上不再是平日里那套官面笑容，而是严厉而不容置疑的神。他先劈头盖脸训斥了王科长，指出务部门在没有彻查事实之前就一口否认前任科长的承诺，是典型的推卸责任行为，也是对基层员工辛苦付出的一种漠视。他严肃地说，集团派人来深圳发展，是要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立，靠的不是钻合同的空子、赖账不认，而是靠信用和口碑。前任领导代表公司答应过的事，就算当时手续不够完备，现任也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笔勾。否则，今天可以赖一笔食堂年终奖，明天是不是就能赖工人的工资？那以后谁还敢跟着集团干活？
随后，胡书记又转向方婉之，语气缓和下来。他认可她们维护自身权益而敢于站出来，也理解她们的委屈和愤怒，但也提醒她们，不要再用“喝农药”这样的极端方式博取关注，伤害的是和肚子里的孩子。他表示，集团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也会把这次事件当作一个教训，督促各部门以后规范用工流程，签订正式合同，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在他的强势介入之下，财务科不得重新核算账目，按照之前承诺的标准，为食堂几位工作人员补发了全额年终奖。
拿到那一叠来之不易的钞票时方婉之心里除了激动，还有一种长长的、带后怕的叹息。她们这一次算是赢了，可她也很清楚，这不过是无数打工人维权故事里少有的“好结果”之一。晚上回到宿舍，刘大爷把钱拿出来，准备按照工龄和分工分，谁料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当初是主张“别惹事”的那个，一直劝大家算了，如今钱是因为几个姑娘的坚持才要回来的，他这把纪，拿不拿都无所谓。话虽这么说，他表情里却隐隐透着尴尬和自责，似乎觉得自己没有替大家出头，不配分这份钱。方婉之听了，却一反常态地认真表示：正因为刘大爷在这件事上是“领导”，不仅应该分，而且得多分一点。她觉得，领导本就该承担更多责任，不论是在决策上的失误，还是在事后承担后果上，都不能一推了之。而如今事情有了圆满结果大家都是一个班子的，功劳也不该只落在某名下。李娟和郝倩倩也连连附和，没有谁提出异议。最后，年终奖在这间简陋却温暖的宿舍里被公平地分配，每个人手里的钱都不算多，却都是用尊严和坚持换回来的。外的年味渐浓，城市的霓虹灯亮了起来，在这片暂时安静的工地上，几个年轻的命运，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