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那是个大事频仍、空气里都飘着躁动劲儿的年份，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似的可劲儿折腾，但是霍晓阳身边最能折腾的，就数他老舅崔国明。霍晓阳眼中的崔国明，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折腾专家”，这一点在整个村子里可是远近闻名的。外人眼中，他总是做一些与常理背道而驰的事情，像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彪子”，家人则总是忍不住埋怨他“不着调”，毕竟四十岁的人了，依旧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活。然而，尽管如此，崔国明偏偏是个十分热心的人，见不得别人受苦，自己吃亏也在所不惜。他为人聪明、仗义，还多才多艺，俨然一个“江湖人物”。
霍晓阳对自己老舅了解透彻，甚至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他决定写一篇作文，名为《我的老舅》，讲述自己眼中的崔国明。谁知，这篇作文写得实诚又真实，然而竟然无人相信。大家觉得霍晓阳不过是在胡吹大气，连老师也毫不留情，给了他最低的分数。这让霍晓阳十分沮丧，感觉自己所写的“实话”竟然被人当成了笑话。更糟糕的是，课后竟然有同学拿霍晓阳父亲是劳改犯的事说事，话里话外暗示着他母亲也有不堪的过去。这下可彻底激怒了霍晓阳，他挥拳向那同学扑了过去。虽然霍晓阳看起来身形高大，却不幸地一身“软肉”，结果是两人都未能占到便宜，反而双方互伤，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当老师将家长召来学校时，霍晓阳等到的竟然是崔国明。崔国明走进办公室后，摘下眼镜的那一瞬间，霍晓阳的班主任眼睛瞪得大大的，态度瞬间转变，立刻开始大肆夸赞霍晓阳那篇作文。老师甚至颠倒黑白，称霍晓阳是挨打的一方，所有责任都在那名男同学身上。而那名男同学的父亲，刚好是崔国明姐姐的老同学，早就听说过崔国明的事迹，见了面便立即换上笑脸，三言两语便将事情圆满处理了。事情解决后，舅甥俩一起耐心等待崔梦放学。不同于崔国明那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崔梦从小就像个小大人，看霍晓阳总是满脸不屑。
回家的路上，崔国明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前面坐着崔梦，后面则是霍晓阳。尽管三个人的行程看似平凡，却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些许的小插曲。崔梦常常对家里人开玩笑，说自己同学的家里都有小夏利，不免心生羡慕。对此，崔国明总是信心满满地向女儿保证，车迟早会有的。于是，三人就这么回到了鼎庆楼。鼎庆楼是当地的老字号，威名远播，历史悠久。据说，当年京城的名厨张老爷子曾在此开店，而这楼的牌匾也由当时的徐世昌亲自题写。崔国明的父亲自从学徒起就在这儿工作，一干就是大半辈子，最终成为了总经理。尽管他年事已高，依然不时会亲自下厨，对这座楼有着深厚的感情。
然而，鼎庆楼里不仅仅有崔国明的父亲，崔国明的母亲李小珍也曾是省里有名的戏剧名角，虽然因心脏问题不再演戏，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忽视。至于酒楼外常年蹲守的乞丐季强，他的背景更是扑朔迷离。季强曾是个大学生，家中发生了变故，导致他精神失常，但每当霍晓阳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他总能给出准确的答案。这样的复杂家庭背景无疑让霍晓阳的成长充满了波折。
此时，厂里迎来了新厂长，他开始搞一些形式化的民主建议，号召大家畅所欲言。整个厂里有一百多号人，结果只有三个员工响应：刘野、赵海龙和崔国明。前两位只写了寥寥数语，唯独崔国明写下了长达几十张纸的“长篇大论”。他对厂里产品的竞争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厂里生产工艺落后，市场前景堪忧。他认为，若中国加入世贸，这些产品的竞争力几乎归零，甚至引用了苏联解体的事例，警告厂子如果不思变，最终必定会倒闭，员工们都会面临失业的风险。然而，这番警告无人听取，大家都认为崔国明是在危言耸听，铁饭碗的日子似乎是多么的稳固。
接下来，崔国明接到了铁哥们郭大炮的电话。郭大炮刚从所里出来，刚一回家就被扫黄组抓了个正着，闹得满城风雨，甚至还被当作典型上了电视。郭大炮在电话里向崔国明吐槽，显得非常郁闷。崔国明则在一旁耐心开导，告诉他要好好做人，也算是为郭大炮接风洗尘。与此同时，崔梦却把崔国明为她做的风筝丢进了垃圾桶，转头就遇到下班回来的妈妈李小珍。她随口提及崔国明答应给她买车的事，这让李小珍心中明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她知道家里没有太多积蓄，结婚多年才攒了四万多，距离买车还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崔国明却不以为然，坚信钱是赚出来的，方法是想出来的，天不怕地不怕。
第二天一早，厂长坐在办公桌后，翻阅着崔国明那堆厚重的纸张。他沉思片刻，将这份凝结了崔国明心血的报告无情地丢进了垃圾桶。与此同时，郭大炮则去找了一个算命的瞎子，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位瞎子掐指一算，告诉郭大炮他命犯桃花，这让他大为紧张，赶紧正襟危坐，迫切希望算命师能为他指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