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明跟着刘野在山路上绕了一圈，沿着记忆里早已模糊的土径，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回了当年老刘住过的地方。那是一片不起眼的山坡地，荒草在风里一簇簇摇晃，几行老树披着灰尘，寂寞得像被岁月遗忘的守门人。崔国明站在坡顶，眯着眼打量地势：土层不算厚，却也不算太差，向阳的一面还能勉强吸住些水汽。他一边用脚尖拨拉着枯草，一边琢磨着——霍东风刑期快满，该出来了。那家伙年轻时一根筋，脾气又烈，可到底肯吃苦，手脚也干净。崔国明盘算着，等人一出来要是实在没事干，两人索性搭个伙儿，在这山坡上试着种点山参，图不了大富大贵，但若肯下苦，也许能熬出一条不被人看低的生路。那一刻，他忽然生出一种久违的踏实感，仿佛眼前这片光秃秃的山坡，不再是被时代抛在身后的荒地，而是一块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纸。
主意一旦在心里落定，就像石头落了地。崔国明从山坡下来，没急着回家，反而掉头去了城边那片老胡同。那儿藏着他过去的影子——一幢早就易主的旧房子。墙皮早被雨水和风揭得斑驳陆离，门楣上的旧字迹也被新油漆粗暴地盖住了，只在角落里残存一点模糊的印痕。他在门前站了许久，直到里头现出新房主的身影。彼此一开始还客客气气地寒暄，随后话锋一转，崔国明便绕着弯儿提出要把房子买回来。对方上下打量他，只当他是个一时心血来潮的中年人，摆出一副漫天要价的架势。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崔国明知道自己有点“冤大头”，可嘴上却不再计较，一咬牙掏了高价，把钥匙重新握在手心里。那一刻，像是把那些年四散的尊严、遗失的日子，一并买了回来。他用指腹摩挲着冰凉的钥匙孔，心里轻轻地说了一句：这回，换我自己做主。
回家的路上，他习惯性地在街口拐了个弯，走向曾经最热闹的鼎庆楼旧址。记忆里，那块金字牌匾总是亮堂堂地悬在门口，热油呲啦作响的声音和人声混在一起，是那座小城最鲜活的喧闹。可如今一抬头，牌匾早换成了“绮梦美容院”四个亮到刺眼的新字。玻璃门反着光，里头隔着纱帘隐约传来女孩子的笑声和吹风机的嗡嗡声。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才从看门的小伙子那儿知道，原来的汤经理多年前就沉迷赌博，把鼎庆楼连同自己多年攒下的人脉全都输了个干净，欠了一屁股债，被抓进去蹲了七八年。再出来时，店没了，人也散了，妻子带着孩子改嫁远走，连一个说话的人都不给他留下。命运转了个弯，就让一个曾经油光满面、八面玲珑的人，变成街头角落里低眉顺眼的普通老头。
倒是周姐还在这栋楼里，换了身制服，继续在前台忙里忙外。她见着崔国明，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笑纹把眼角挤得细细的。她说她这辈子算是跟这栋楼绑一起了，从鼎庆楼到美容院，前后加起来干了大半辈子，早习惯了这里的声响和光线。再挪窝，她反倒睡不踏实。反正离退休也没几年了，她懒得折腾，干脆守着这栋楼，看它由红变旧，再由旧变成谁也认不出的模样。崔国明听着，只觉心里说不上是唏嘘还是安稳——有人被命运抽丝剥茧，有人则学会在原地扎根，不再往前奔跑，只求站得稳。
他正要离开，手机忽然在口袋里嗡嗡地响起来。屏幕上跳出“霍晓阳”三个字，那个总能带着一点戏精腔调的外甥，如今口气却比以前更张扬。他在电话那头嚷嚷着：“老舅你可算回国了，不来让我接风，我以后就不认你了！”崔国明听着熟悉的插科打诨，嘴角忍不住上扬。记忆里，霍晓阳曾是个胖墩墩、说话带点奶音的小孩，如今却被人叫做“霍总”。靠着一波彩铃热潮，他歪打正着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渐渐混进了互联网创业那摊子里。如今他正筹备搞一个文学网站，嘴里描绘的蓝图一个比一个大：要做年轻人的精神乐园，要打造新一代写作者的摇篮，要颠覆传统阅读方式。崔国明握着手机，半信半疑，却也被那股年轻的热气感染，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行，挺好。”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在他心里却像是替自己也开了个新局。
挂了电话，他绕去菜市场打算买几样新鲜菜，好好给外甥做顿接风饭。刚走到水产区，便听见一声豪爽的吆喝：“哎呦，这不是崔哥吗？啥风把您给吹回来了！”抬头一看，是多年未见的宏伟，只不过曾经在办公室里穿衬衫打领带的体面人，如今卷着裤腿站在鱼摊后，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全是鱼鳞和水渍。宏伟却不以为意，那张爱笑的脸还是跟过去一样。他二话不说，从水池里伸手捞起一条最大最活蹦乱跳的鱼，硬是塞进崔国明的袋子里，嘴里念叨：“回来了就好，咱哥们儿的情谊可不能随岁月冲没了。”崔国明推辞不过，只能笑着收下，心里却多了几分感慨：有人从高楼掉进市井摊位，却在蒸腾的鱼腥味里活出了另一种自在。
傍晚时分，厨房里蒸汽氤氲，油锅滋滋作响。崔国明亲自掌勺，做了几道家常菜，又把宏伟送的那条大鱼收拾得干干净净，用葱姜蒸得鲜香四溢。饭桌上，酒杯刚一端起，霍晓阳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为文学网站描绘的“宏伟蓝图”：要签约上百位作者，做连载、做专栏，还要开线上文学奖，搞读者打赏和IP孵化。他说得眉飞色舞，手不停在空气里比画，仿佛那间小公司已经站在时代浪潮的最前端。说着说着，他非要拉老舅来当签约作家，说崔国明经历丰富、笔下有味，正是他们平台需要的“灵魂人物”。
崔国明原本只想低调过日子，对“签约”这种新鲜词儿有些心虚，一度连连摆手，说自己不过是写点自个儿消遣的小故事，不敢拿出来见人。可耐不住霍晓阳软硬兼施，一会儿搬出情感牌，说自己小时候多亏舅舅照顾；一会儿又搬出前景牌，说将来要把他打造成“网文界的一面旗帜”。折腾了半天，崔国明终于笑着认输，只好答应下来：“行，你说咋弄就咋弄。”一旁的崔父端着酒杯，全程当观众，时不时插一句听着似笑非笑的点评：“一个满脑子是未来，一个满脑子是过往，看你俩说话，就跟逗哏捧哏似的。”灯光暖黄，人声温软，他看着儿子眼里那点被岁月磨钝后又重新亮起的光，也看着外孙额角还未学会隐藏的倔强，忽然觉得，这一桌饭，不只是接风，更像是几个世代在同一张桌子上重新坐定。
日子在这样的饭局、奔忙和琐碎里往前推。不久之后，崔梦领着男朋友回了家。女孩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一言不合就赌气的小丫头，眉眼里多了一份自立的清爽。饭后，崔国明悄悄把她叫到楼下，把一串钥匙放到女儿手心里。那是一辆刚提回来的全新桑塔纳，车身虽算不上豪华，可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也足够体面。崔梦一愣，立刻想起父亲当年说过的那句半玩笑半承诺的话——“等咱家日子好点了，给你买辆自己的车”。那句话曾在无数个冬夜里被她当成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却变成握在手里的冰凉金属。
她鼻子一酸，眼眶里的泪水打着转儿，硬撑了半天，终究还是没忍住，在父亲面前哭了出来。崔国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能笨拙地拍拍她的肩膀，说车虽不算多好，但好歹是他一点点挣回来的，不欠谁的情。那天夜里，等一家人都睡了，他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没声音，只剩下窗外零散的车灯在天花板上划过。正出神间，窗外忽然掠过一抹白影，一只白鸽轻盈地落在窗台上，歪着头朝屋里望。崔国明猛地直起腰，心里一阵乱跳——他想起李小珍临走前，对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以后要是你见着白鸽，就当是我回来看你了。”
那只白鸽像是听得懂似的，轻轻点了几下头，羽毛在路灯下闪着柔和的光。它拍了拍翅膀，却没有立刻飞走，只安静地陪着他隔窗对视了很久。崔国明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咬牙撑过来的所有苦，山坡、旧房子、签约合同、那辆桑塔纳……都在这只小小的白鸽面前得到了一个温柔的认可。仿佛已离去的人并没有真正远走，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站在他的生活边缘，默默看着他一点点把破碎的人生缝补整齐。直到白鸽振翅离开，黑夜重新合拢，他才缓缓靠回沙发，胸口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
答应了当签约作家，崔国明便去了一趟霍晓阳的小公司。那间办公室租在写字楼的一层，门口贴着略显浮夸的Logo，一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却不是书墨气，而是浓重到有点呛鼻子的香水味。办公桌一排挨着一排，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的，清一色是年轻姑娘：肤白、妆精致、腿长得惊人，个个像从杂志里搬出来的“网红脸”。她们一会儿打字一会儿看屏幕，偶尔低头对着手机笑，指尖带着彩色指甲油，在键盘上敲出声声脆响。要是不看墙上那几块“内容运营”“编辑部”的牌子，只怕真会以为误闯进了哪家新开张的夜总会。
崔国明有点不自在，却不好明说，只悄悄把背挺得更直。等签约合同一式两份写好、按上手印，霍晓阳笑嘻嘻地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解释说：“老舅，你可别小瞧这些姑娘，现在的网文圈，谁会写字当然重要，可谁会推、会运营，更是门大学问。形象好一点，跟作者沟通起来也顺眼，读者见了也喜欢，这都叫‘门道’。”他说着用力眨眼，搞得崔国明哭笑不得，只能感叹自己已然真正落后于这个时代的运转方式。他看着这些年轻面孔，知道自己已经插不上嘴，只能用笔讲讲自己懂的那种人生。
不过，他心里对外甥这番“新门道”始终有点打鼓。签了合同之后，他转头就溜达到刘野的店里。老刘这会儿已经从当年那股横冲直撞里沉淀下来，开了个不大不小的店，摆满了各类五金杂货，偶尔也接点装修活儿。崔国明一进门，便开始嘀嘀咕咕，吐槽外甥公司里那股气味太重、人太浮，生怕霍晓阳哪天就折在所谓的“创业浪潮”里。刘野一边给顾客算账，一边让他别瞎琢磨，说这年头，年轻人总得有点折腾劲儿，摔得疼了自然就知道收敛。
正说着，门口走进来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戴着金边眼镜，鞋面一尘不染，一看就是混得顺风顺水的主。刘野压低声音告诉他，那是“张秘书”，这些年靠着房地产风口混得风生水起，手上不知握着多少项目。几句寒暄之后，张秘书听说崔国明在郊外有一片山头，眼睛顿时闪了一下，问得很细。知道那地方没什么开发价值，但环境清静、面积够大，他立刻生出主意，说自己养了一条血统不俗的藏獒，需要找个宽敞安全的地方寄养，顺带一个看得住、信得过的人照看。张秘书当场开价，给崔国明每个月三千块当“看狗工资”，外加每年一万多块的狗伙食费，让他负责喂养和看护。
这样的好事从天而降，崔国明起初还显得有些受宠若惊，但一想到山坡正愁没个稳定进项，加上这狗反正要有人养，不妨顺水推舟，便爽快地答应下来。当他握着那张写明数字的纸条时，心里竟有种“苦日子或许真要翻篇了”的错觉。只是他没想到，这条藏獒日后会在他的人生里，多添上一层不大不小的变数。
谁知前脚刚送走张秘书，后脚郭小雪就找上门来。她还是那副风风火火的脾气，脚步生风，嘴里一句客套都懒得绕，开门见山地说要带他去见张院长。这些年，为了郭大炮那摊子旧事，一伙人没少在各个部门之间奔波，找关系、问线索、递材料，就像追着一只断线的风筝——仰着头追得脖子都酸了，却始终抓不住它最后落在哪儿。线索一次次断了，刚有点希望又消散，渐渐地，连最初的愤怒都被现实磨成了一声声长叹。
可命运有时候又让人看见一点微弱的亮色。郭大炮在里头这些年的表现意外地好，不再是当年那个脾气火爆的“郭大炮”，学会了按时起床、准时劳动，懂得在规则里给自己留一线喘息。他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改造积极分子”的机会，终于换来了提前释放的希望。张院长说话谨慎，却也留了明路，只要不出意外，等程序走完，人就能出来。崔国明听着，一边点头一边觉得后背发凉——有些人用几年时间偿还曾经那一刻的冲动，有些人则用一生背负当年的一句话。
回到山上，他开始认真张罗起工人来，为未来的山参地和藏獒窝做准备。工人们一个个从镇上、村里招来，大多是熟面孔，只有一个黑瘦汉子显得格外扎眼。他缩在队伍边缘，皮肤晒得发黑，眼窝深陷，脸上写满了岁月留下的粗糙纹路。崔国明盯着他看了半天，总觉得哪里眼熟，直到那人抬起头，用某种略带防备的眼神看回来，他才恍然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当年混社会、号称“狗肠子”的那位大哥吗？
当年，狗肠子在街头巷尾一呼百应，是小城里不少人避之不及的“人物”，一条烟一句话就能让几个年轻人替他赴汤蹈火。如今却因为几场打架斗殴，蹲了几年出来，身上的尖锐被磨没了，只剩下一副灰头土脸的落魄样。他不再抽那种一根接一根的硬烟，只低头埋头干活，像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民工。可崔国明却记得特别清楚，在自己最难的时候，为给家里凑药费，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街头卖唱，被人当笑话看，也被人当空气忽略。那天只有狗肠子站在远处听完了他唱的整首歌，然后走上前来，从皱得不成样子的口袋里掏出四张百元票，随手甩在吉他盒里，嘴上说着“拿去花，别唱了，难听死了”。
那钱的心意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准。可在绝境里，那四百块是真真切切地帮了命。如今两人再见，身份倒转，一个成了雇工，一个成了出工钱的人。崔国明没有多说，只是找了个不显眼的空档，把事先准备好的两千块厚厚塞进狗肠子的手里，说那年那四百，拖到今天才还，多算点利息。狗肠子愣了半天，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像是同时装下了羞惭和感激，他不愿白拿钱，硬说要当场给崔国明“高歌一曲”。于是山坡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前头一个中年男人快步往前走，后面一个黑瘦汉子一边追一边扯着嗓子唱歌，嗓音沙哑，却带着股滑稽又真诚的劲儿，把工地上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笑声里，有人悄悄抹了把脸上的汗水，不知是在擦汗还是在藏泪。
世事翻覆得快。没多久，张秘书因为在项目里行贿受贿，被调查部门一把揪出来，连带着他表面上光鲜的一切，瞬间在朋友圈里变成茶余饭后的笑谈。酒桌上，人们摇头叹息，说“唉，敢这么玩，也是真不怕翻车”，说得轻飘飘，又带着一点幸灾乐祸。有人还记起他那条血统显赫的藏獒，感叹道：“人进去了，那狗咋办？”消息传到山上，崔国明站在狗窝前，看着那条嗷嗷待养的大狗。藏獒毛发蓬松，眼睛却出奇地干净，隔着栏杆望着他，眼神里装着不明所以的疑惑和依赖。
按理说，把狗卖了是最省事的做法，反正那位已经不可能来认领。可崔国明看着它，心里总觉得这动物也是无辜被卷进风波的一条命。几番挣扎之后，他还是没忍心把狗送进买卖市场那种人声嘈杂、价码冷冰冰的地方。索性一咬牙，把原本属于“别人的狗”当成了自己的。在山风里，他抬手摸了摸藏獒的头，狗安静地蹭了蹭他的掌心，鼻尖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哼。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无论是人还是狗，有时候被留下，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他选择留住这条狗，也仿佛是在替自己留住对这个世界尚存的一点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