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边境线上寒风照旧刺骨，时代的脚步却迈得飞快。崔国明前脚刚在异国他乡落下脚跟，后脚香港就正式回归了祖国怀抱。电视里红旗招展，游行队伍声浪震天，他在简陋的出租屋里端着一碗方便面，看着屏幕发了半天愣——那是离他越来越远，却又始终拽着他心的地方。没多久，中国加入世贸的消息传来，街头摊上卖的传呼机，一夜之间被翻盖彩屏小手机取代，公用电话亭门可罗雀。申奥成功那一晚，国内的大街小巷锣鼓鞭炮响成一片，电视画面里人山人海挥舞着国旗，人人脸上都写着“盼头”两个字。隔着好几千公里，崔国明仿佛也能听见那股欢呼，他靠在窗边抽着闷烟，心里说不出的酸，知道祖国的日子要越过越红火，而他这个远走他乡的人，却来不及亲眼见证这一切。
日子在重复和奔波间悄悄往前挪。四年的光阴，转眼就像被人从日历上“唰”地撕走了一大摞。老家那边，孩子们无声无息长大了，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霍晓阳迷上了刚兴起的互联网，泡在网吧里敲键盘，仿佛那发光的屏幕后面藏着一整片新世界；崔梦在一次文艺汇演中被老师相中，义无反顾地选了舞蹈，从压腿到下腰，从磨脚的软底鞋到磨心的训练，每一步都走得倔强而认真；郭小雪则一门心思往法学院冲，手里捧着厚厚的法条，像握着通往另一重命运的大门钥匙。成年人忙着碎碎琐事，奔着各自的生活打拼，可心里那份对亲人的惦念，却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默默发芽抽枝，一天天疯长。不管是留在家中的，还是身在异国的，那些咬牙坚持的人，就像夜空中的星子——看似相隔万里，各自摸黑往前走，却用微弱却固执的光芒，隔着距离互相照亮。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比往年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北方的风还带着凉意，枝头却已经探出嫩绿。崔梦凭着多年的刻苦，被保送进了北京的舞蹈学院，成了亲戚口中“有出息的崔家闺女”。放假回家，她拎着从北京带回来的小行李箱，站在老屋门口，身量拔高了一截，举手投足之间，隐约多了几分台上的自信。崔父望着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孙女，心里既骄傲又怅然——孩子是出息了，可她心里那道对父亲的坎，却始终没真正过去。老爷子琢磨来想去，终于下了个决心：要带崔梦出趟远门，去国外看一场球赛，顺带把那个远在海参崴、让孙女又恨又想的崔国明，再从她的生命里“请”回来一次。
这四年里，崔国明像被命运按在磨盘上，磕磕绊绊地打转。刚出去时，他还是那个脾气火爆、做事带一股赌劲的中年男人，觉得只要有胆量、有力气，就能在异国他乡闯出一条血路。可现实一点点把他的棱角磨平。打过黑工，睡过地下室，挨过欠薪，也见识过别人在生意场上翻云覆雨的手段。好在，他始终记得家里还有父亲和孩子，于是再苦再难，每年都要咬牙往家里寄上一笔钱，哪怕自己缩衣节食。慢慢地，他学会算账，学会低头，学会不再一味逞强。老爷子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这个曾经只会一股脑往前冲的儿子，确实是吃了苦，懂得了责任。虽然他当年那些决定让家里跟着提心吊胆，可归根结底，出发点始终是为了让这个家过得好一点。
得知父亲要带崔梦去看球赛，亲戚朋友都说这趟路走得值——看球是假，见人是真。爷孙俩一路辗转，坐火车、转飞机再换大巴，从熟悉的土地一路颠簸到海参崴。窗外的景色从黄土房瓦变成了陌生的街道和俄式建筑，崔梦看着那些异国文字，心里不免打鼓：那个许久不见的男人，会变成什么模样？会不会依旧像从前那样，说话不着调、做事不靠谱？又或许，他连她喜欢跳舞的样子，都已经记不清了。
崔国明得知父亲和女儿要来，早早就在心里排练好重逢的场景。他特意跑去市场淘了一身打折西装，又去小理发店剪了头发，照着镜子一遍遍整理领带，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混得像模像样的“成功人士”。接机那天，他穿着那身稍显别扭的西装站在人群里，手心全是汗。远远看见父亲略微驼起的背影、和身量抽高了的崔梦，他忍不住笑得有些用力。为了给二老一小撑起面子，他把两人领到当地最气派的酒店，点了几道自己平时舍不得点的菜，席间净挑好听的说：生意如何火爆、机会如何多、日子如何越过越红火。每一句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报喜不报忧，说得滔滔不绝。
可人到中年，眼神里难免带着阅历。崔父听着儿子的“捷报”，不时点头，却在心里悄悄替那些漏洞补了补：那件西装袖口已经发亮，说明穿得并不多，却也绝对不是为这次“特别购置”；他下楼付账时不由自主地往菜单上瞟，眼眸一闪而过的心疼很难遮住；饭馆外那辆被他称作“车子”的旧面包车，车门有些变形，开关时带着金属的啸声。崔梦不傻，从小她就知道父亲夸海口的毛病。此刻她看着这个刻意把自己撑得很高的男人，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轻易就弃家远走”的人，而是一个拼命想证明自己没选错路、拼命想让家里人放心的父亲。那些不合逻辑的“成功故事”，反而成了他心虚与努力的证据。
饭桌上，灯光把每个人的脸映得暖黄。崔梦看着父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记得他拍桌子、吼人、赌气走人的样子，而是看见了他眼角悄悄爬上的细纹，看见了他夹菜时那只略显粗糙的大手，那双手曾经在她跌倒时把她拎起来，也曾在说狠话时拍在桌面上吓得她转身就跑。此刻，这双手正尽力表现得从容。她忽然觉得胸口那团多年的死结，像被谁悄声轻轻扯松了几分。原来，生气和失望之外，那些被压抑住的牵挂、心疼和想念，一直都在。
重逢之后的几天，爷孙三人难得地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崔国明白天带他们在城市里兜兜转转，晚上回到他租住的小屋，才算真正暴露了他生活的底色。房间不大，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套旧桌椅，还有一只吱呀作响的衣柜。锅碗瓢盆堆在角落，墙皮被潮气熏得发黄。这样的地方，跟他口中那套“顺风顺水”的说辞，格格不入。崔梦沉默地环顾四周，心里那点隐约的愤怒和委屈，竟被更大的心疼盖了过去——这四年，他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咬牙过来的。
见惯了风浪的崔父什么都没多说，却在那一刻暗暗下了决心：不能再让这小子一个人在外面硬撑。于是，他和崔梦一起合计，把原本准备继续看球、游玩的行程换了个方向——卖掉手里的球票和返程机票，把那点钱，再加上崔国明这些年东拼西凑攒下来的积蓄，合在一块儿为他盘下一家小饭馆。店面不大，只摆得下五张桌子，却胜在地段合适，适合做口碑。想到当年在国内因为种种变故留下的遗憾，崔国明端着门口那块新刷的牌匾，半晌没说话，最终给这间小店起了个讲究的名字——“鼎庆楼”。这三个字既寄托了他对生意兴隆的期待，也像是在悄悄替过去那个未竟的梦补上一笔。
饭馆刚开张那会儿，生意清淡，来来往往的大多是附近的熟客。崔梦帮着父亲收拾桌椅、擦拭菜单，目光不时落在他弯腰洗碗、端盘子忙活的背影上。这个曾经成天谈“理想”、动不动就想“翻身”的男人，如今甘愿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被油烟熏得满脸通红，手上起了厚厚的茧。晚上收工，三个人挤在小屋里吃碗简单的夜宵。崔梦心疼父亲住在这样杂乱、逼仄的小屋，看着那张摇摇欲坠的床架，终究没忍住，轻声对他说：等饭馆熬出名堂了，就换个好点的房子住，不用再每个月咬牙往她那儿寄钱；她在学校可以教教小孩跳舞，挣点外快贴补，不想再让他一个人扛这么重的担子。
那一晚，桌上只摆着几盘简单的小菜，灯光有些昏。崔梦含着泪，把这几年心里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她抱怨过，怨他当年说走就走，让她和爷爷在家替他收拾烂摊子；也埋怨过，别人家的父亲在孩子的家长会上出现时，自己只能看着空位发呆。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是一个人躲在舞蹈教室的角落里练习动作，幻想有朝一日父亲能从观众席里站起来，为她鼓一次掌。说到最后，她几乎是哽咽着挤出那句拖了十多年的话：“爸，我爱你。”这句迟到的告白，像一股暖流，从心口一路漫到眼眶，也悄然融化了父女之间十多年来积累的坚冰。
崔国明听着这些话，整个人都僵在椅子上。他向来不是个擅长表达的人，年轻时只会大吼大叫，把“爱”藏在责备和命令后面。此刻，他只觉得胸腔里有什么在剧烈翻涌——内疚、心疼、感激、悔恨，全挤在一起，堵得他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想告诉女儿，其实每次在工地受了气、干完活躺在床上喘粗气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她小时候趴在他背上睡着的样子；想说自己每次往家里寄钱，都要来回掂量好几遍，只怕少了让她受委屈，多了这边断了口粮。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只化成几声笨拙的咳嗽和一杯又一杯闷下去的酒。他只能伸出那只沾着油渍、略显粗糙的大手，笨拙地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时间在忙碌中加速。日子一天天过去，中国的发展肉眼可见地提速，新闻里不断传来高楼拔地而起、高铁试运行、新政策出台的消息。转眼到了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五环标志在城市里随处可见。那年夏天，“鼎庆楼”的电视机几乎天天锁定体育频道——一来是为了招揽客人，二来是为了那份难以名状的民族情绪。开幕式那天，饭馆里坐满了客人，酒香和菜香混着汗味，却没人嫌热，所有人都盯着屏幕。当崔国明在转播画面里突然瞄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场边担任志愿表演的崔梦——他整个人猛地从板凳上蹿起来，指着电视大喊：“那是我闺女！看见没？我闺女！”激动之余，他当即拍板宣布这顿全店免单，惹得满屋子人一片哄笑和祝贺声。
奥运会过后不久，崔梦打来电话，语气里藏不住的羞涩和喜悦：她谈恋爱了，对象是个南方小伙子，性子稳重本分，人也踏实。电话那头，她简单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要去排练，挂断之前却轻轻叫了声“爸，你放心”。这句“放心”像一根细线，轻轻牵住了崔国明漂泊了多年的心。他忽然意识到，女儿的生活已经稳稳当当地在国内扎下根来，有了自己的舞台和伴侣，而他这个父亲若再留在异国他乡，让思念一再拖延下去，反倒成了一种新的逃避。于是，他开始认真盘算：是不是应该把这家陪自己熬过多年苦日子的小饭馆盘出去，收拾行囊，回国与家人真正团聚。
计划尚在酝酿，命运却又抛来一记意想不到的曲线球。某个寻常的晚上，“鼎庆楼”的门被推开，一个熟悉的名字从客人登记时跳入他的耳中——张晓梅。她是赵海龙当年的媳妇，如今却挽着一个韩国男人的胳膊，怀里还抱着一个男孩。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显眼的纹路，昔日那股谁也不服的彪悍劲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的讨好和不安。那个韩国男人坐在桌旁，对她非打即骂，嫌她上菜慢、嫌孩子吵闹，甚至当着一屋子的客人粗话连篇。张晓梅低着头，一味赔笑道歉，动作慌乱，眼神躲闪，卑微得让人不忍直视。
看着这一幕，崔国明的心情极其复杂。一方面，他难免觉得这是她当年一意孤行、嫌贫爱富、轻易背弃婚姻的报应，是她亲手选来的结果；可另一方面，每当那个韩国男人伸手推搡她、冲孩子怒吼时，他心里又止不住怒火上涌——赵海龙那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若是在天有灵，恐怕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前妻和孩子落到如今这般境地。饭后结账时，他强压着火气面无表情，将他们送出门；可那股郁结的憋屈却在胸口越烧越旺。
当夜，停车场上寒风刮得人脸生疼，昏黄的路灯下，影子被拉得老长。崔国明靠在一辆车旁，默默点燃一支烟，等那个韩国男人醉醺醺地出来。多少年来，他刻意压着脾气，好让自己变得“圆滑”“懂事”，可这一次，他再也忍不住。几句冷嘲热讽过后，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那一顿拳脚来得既突兀又痛快，每一拳仿佛都在替当年的兄弟出口，也在替眼前那位早已失去自尊的女人出口。等他气喘吁吁地停手，韩国男人狼狈地爬起，连连咒骂着逃走。崔国明站在原地，头顶的白气一团团散开，心里却前所未有的清明——有些账，迟到多年，也终究要有人替兄弟算上一回。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斗，仿佛也成了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没多久，他索性把花白的头发染成一头彻底的白，理了个利落的新发型，像是在用外表昭告自己：那段在异乡苦苦打拼、亦步亦趋的日子，差不多可以翻页了。他开始着手盘店，把“鼎庆楼”交到合适的人手里，自己则收拾好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零碎行李，带着几分不舍，更多的是对回国后生活的期待，踏上归途。
回到久违的家乡，他第一时间去见了崔父。从老爷子口中，他听说崔梦的男友果然是个南方人，为人踏实能干，对她很是上心，俩人正为将来的日子打基础。听到这里，他心里那块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下大半，脸上不由自主露出笑意。随后，他独自走在旧城的街道上，脚步不自觉地拐向当年自己折腾过的那片地方——他曾在那里开过服装店，在柜台后面憧憬着未来的富足生活，也在那里尝过创业失败的苦涩和狼狈。
眼前的招牌早已换了主人，旧日的服装店被改成了卖零食的小铺，门口摆着色彩鲜亮的货架，各式包装糖果、膨化食品层层叠叠，吸引着路过的小孩驻足。那会儿的风光已经在岁月里一点点褪色，只剩下他记忆中的模糊轮廓。店门口站着刘野，岁月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他跟崔国明打了个照面，给他递上一支烟，慢慢讲起这些年的变化：老刘已经走了，把那片当年承包的荒山留了话，全部还给他和霍东风。
听到“荒山”二字，崔国明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当年几个人提着锄头、满脚泥巴在山坡上打转的画面，那些汗水、争吵、豪言壮语，以及后来被迫散伙的无奈。如今，那片土地重新回到他们手里，仿佛命运又递来了一次机会，让他们有可能在迟来的年纪里，为自己的人生再下一个不同的注脚。街头的风依旧吹着，城市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可他忽然明白，不管走多远，人与人之间那点真情、那份牵挂和责任，从没被真正丢下过。只是兜兜转转了一圈，所有人终于学会了，用更成熟的方式去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