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压下来时，老城区的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昏黄的光从老玻璃窗缝里挤进来，把屋里的陈旧家具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霍晓阳把崔国明从外头叫了回来，舅甥俩一前一后进了姥爷家，一进门便闻到屋里久违的药味与烟茶味混在一起的气息。客厅灯光有些暗，老式的吊扇吱呀吱呀转着，沙发上，崔父半靠着枕头坐着，手边是一本翻旧了的老菜谱，花镜挂在鼻尖，却没什么力气再细看。三个人围着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家长里短，可老头明显精神不济，话说到一半就断掉，眼神也时不时发飘，像是随时会被什么无形的风吹走似的。崔国明心里陡然一紧，笑着说话，心里却像被人用冰凉的手猛地拽了一把，隐隐预感到什么快要来，却又不敢细想。
第二天一大早，街巷还没完全苏醒，远处菜市场的吆喝声刚刚冒头，崔国明就独自出了门。他在楼下站了好一会儿，拿着手机踱来踱去，终究还是下定了决心，主动去找霍晓阳。他们约在小区门口那家老包子铺，蒸笼里热气翻滚，模糊了两人的脸。崔国明也不绕弯子，端着塑料豆浆杯，目光却沉下去：“老爷子身体怕是熬不了多久了，你也看见了，这次是真不太好。”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得赶紧把你妈叫回来，远在国外，万一晚一步……”话说到这儿，连他自己都不敢再往下接。霍晓阳捏着包子的手一紧，心里乱成一团，他从小就对母亲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和别扭，让他去联系亲妈，反倒比让他上台演讲还难。哪怕知道这是眼下唯一能做、也必须做的事，他仍旧不知道该以什么姿态去敲开那头的电话线。
家里的事一桩压着一桩，还没理顺，霍晓阳这边的事业又迎头泼了盆冷水。他费了大力气做的文学网站，前期推广砸了不少钱，线上线下折腾了大半个月，却像往大海里扔石子，连个水花都见不着。后台数据冷冷清清，每天那点可怜的点击量像是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朋友们起初还安慰几句，见势不妙，也渐渐不再提起。正在这时候，北京来了一位投资人周小姐，穿着干净利落，说话做事都带着利息和回报率的味道。一番细聊下来，霍晓阳才明白，人家看上的根本不是他这小网站的未来，而是坐在一旁抽烟不吭声的崔国明——那个干过二十多行、谁也说不清下一步要干嘛的中年男人，在她眼里，反而是最有潜力的“热门IP”。
周小姐对崔国明的经历有种职业性的敏锐，她能嗅到故事里的“市场价值”。从南下打工，到夜场驻唱，再到各种行业摸爬滚打，他的人生就像一串散落在地的珠子，稍稍串联一下就能成一段段抓人的故事。正是看在这层潜力上，她才懒得跟霍晓阳讨价还价，爽利地开口：“三十万，我把你这网站盘下，后续内容，我们再好好聊。”这话说得大方，实则是给足了崔国明面子——没有这个人，连三十万的谈判机会都不会落到他们头上。霍晓阳心里明白，脸上却只能勉强笑着点头，把心血交出去，换来一笔勉强能让他喘口气的资金。
交割完网站，天色已微微暗下，城边机场的航班信息屏不停地闪烁着新的航班号。崔国明开车送周小姐去赶晚班机，车子驶上绕城高速，路边的霓虹广告牌像一张张带着笑脸的纸皮人，在夜里轮番亮起。两人一路闲聊，从网站谈到这座城市的变迁，又拐到他过往那些七零八落的工作经历。周小姐听说他居然干过二十多种活计，其中还包括在夜场唱歌，瞬间来了兴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那现在来两句呗，我好挑挑你以后是走怀旧情歌路线，还是苦情民谣路线。”崔国明被逗笑了，手握方向盘，偏头瞥她一眼，也不矫情，清了清嗓子，压着车速，开口唱起当年在夜场唱熟了的粤语老歌。尾音里带着点北方特有的大碴子味儿，把原本滑腻的旋律唱得有点粗粝，却意外多了几分真诚和苍凉。
歌声在狭小的车厢里打着旋儿，穿过前挡风玻璃，掠过飞速后退的路灯。周小姐侧过头，像是在认真评估这个“项目”，却又像一瞬间忘了自己是投资人，只是单纯地听一个中年男人唱歌。待到机场停车场，歌也唱完，两人简单道别，眼神里有一点不言明的默契：各取所需，也各有所惜。送走她后，崔国明一下子从热闹的航站楼回到冷清的山路，从顶灯通明的现代钢铁建筑，穿回到老城边那片熟悉又略显破败的山坳。他刚拐进上山的小路，手机铃声猛地响起，屏幕上跳出“晓阳”两个字。
电话那头，霍晓阳的声音带着没来得及压下去的惊慌：“舅，姥爷电话老是打不通，人也没人回消息，你说会不会出事了？”短短几句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崔国明心口像被重重捶了一下，刚平稳下来的思绪立刻翻涌起来，他几乎没多犹豫就调转车头，一路往山下狂奔。山路弯多又窄，晚风裹着树影拍打在车窗上，他紧盯前方，脑子里却忍不住接连闪过各种不好的画面：空落落的屋子、倒在地上的老头儿、没人知晓的最后一口气……每一幅都冷得让他指尖发麻。等车子停在老屋门口，他连钥匙都没拔，就几步冲进屋里。
屋里静得出奇，窗帘半拉着，光线昏暗得仿佛隔了几层雾。崔国明一脚踏进卧室，只见老头儿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嘴微张着，粗重地打着呼噜。那呼噜声在这一刻，听起来反倒像是最悦耳的守护。虚惊一场，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背脊靠在墙上缓了好一阵。等到老爷子醒过来，喝了几口水，喘匀了气，才慢吞吞说起自己刚做的梦：梦里老伴儿拄着拐杖朝他走来，那些早已离世的老街坊、老哥们也都围在一起，屋里闹哄哄的，像是回到鼎庆楼最红火的那些年，酒香菜香、人声鼎沸。可他在梦里四下里一瞧，偏偏不见闺女崔小红的身影，心里就跟被空出了一块似的，怎么也热闹不起来。
提起女儿，他眼底那点光亮渐渐暗了下来，却还惦记着另一件老掉牙的东西——“鼎庆楼”。那是他的立身之本，也是他一辈子的脸面和倔强。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旧菜谱，封面油迹斑斑，纸页泛黄发脆，翻开便是他几十年琢磨出来的手笔：每一个菜名旁边，有时还用铅笔圈着小小的批注，写着“火候略短”“盐少许”“注意勾芡”。他吃力地把这本菜谱塞到崔国明手里，一字一句地念叨：“万一以后还有年轻人想学，记得给他们看一眼，别让这老味儿断了根。”那语气不像是在交待一摞纸，更像是在把一整段时光、一整条老街的烟火气，郑重托付出去。
这话像一记闷棍敲在崔国明心上。他看着那本被翻得卷边的菜谱，指尖能感觉到纸页边缘细细的毛刺，鼻子忽然一酸。也正因为这一番托付，他明白再拖下去就是真不孝了。当天夜里，他躲到阳台上，给远在国外的姐姐崔小红拨了电话。信号穿过海底电缆，带着微微的延迟，但两人开口的那一刻，时间仿佛一下子倒回到多年前那间狭小屋子，姐弟俩一人一头趴在书桌上写作业、抢同一支圆珠笔的年代电话那头，崔小红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订了最近的一趟航班，连夜往回赶。
等姐弟俩匆匆从机场往家奔，拖着行李箱一路几乎是小跑着上楼，推开老屋的门，屋里却静得有些不自然。客厅的钟轻轻滴答着，时间像被切成一段段冰冷的片段。卧室门虚掩着，崔国明一伸手推开，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原地——老父亲平平整整地躺在床上，脸上没有痛苦的痕迹，只剩下那种说不上来的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却已经再也叫不醒。床边按着老规矩摆着一杯凉白开，杯中水面一动不动。崔小红脚下一软，几乎是扶着门框才站稳，扑到床边叫“爸”的时候，声音碎得像掺了砂砾，却怎么都唤不回那一声熟悉的咳嗽。
崔父就这么悄然走了，没有打扰任何人，就像他一生大多数时候那样，不麻烦别人，只是默默把一切撑起来。“鼎庆楼”三个字，从老街门牌上被拆下来的那一天起，便成了他心口的一块硬疤。那是他从学徒做起，一刀一勺拼出来的店，是他在烟熏火燎里攒下来的体面，是他对家人唯一能给出的稳稳的依靠。如今人走了，牌匾不在了，可那三个字仍旧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撑着他，让他在病床上还牵挂着老食材、老味道，牵挂着老街邻居逢年过节还能不能吃上一口记忆里的那盘红烧肉。对家人的愧疚，对旧邻的念想，全都压在这三个字上，成了他最后也放不下的牵挂。
办丧事的那些天，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让这座久无人打扫的老宅又暂时热闹起来。纸钱旋转着飞到半空，被火光舔过，再化成轻灰落下。哭声、叹气声、窃窃私语像一层薄雾，罩在每个人的脸上。等到灵堂的白布撤下，香炉冷却下来，亲戚们各自散去，屋里又只剩下姐弟俩和霍晓阳。屋外风吹过，旧木门轻轻晃动，发出吱呀一声，像是老屋在长长地吐气。就在这安静得有些压抑的尾声里，崔小红忽然想起什么，转头问起霍东风的事——那个名字，是她这么多年一直不敢触碰的角落。
“他现在怎么样？”她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久别重提的慎重。霍晓阳愣了下，眼神不自觉飘向崔国明，又转回来，支支吾吾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人还在服刑，关在那座远郊的监狱里，日子不算好也不算最坏。崔小红听完，只说想去探监，哪怕隔着玻璃看他一眼也成。可现实冰冷得很——不是直系亲属，手续就卡在那儿，连申请的门都进不去。霍晓阳嘴里说着“没办法”，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别扭，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那些年轻时以为“永远有机会”的人和事，其实稍一转身就可能再也见不着。
丧事告一段落，天也跟着阴转晴。午后阳光斜斜照进屋里，把悬挂多年的老挂历照得颜色发白。人散屋空，崔小红一个人留在老屋里，像是在帮父亲收拾遗物，又像是在替自己收拾过往。她打开深藏在柜子里的一只旧铁皮箱，一股发霉的纸张味立刻扑出来。里面躺着好几本厚厚的相册，封面已经起皮，塑料膜泛着岁月留下的雾光。她坐在床沿，一页一页往回翻，从父亲年轻时穿中山装的黑白照片，到弟弟小时候趴在桌角写作业的模糊影像，时间在这些方寸之间静静铺开。
翻着翻着，她的指尖忽然在一页上顿住了。那是一张有些褪色的彩色照片，年代久远，颜色偏黄。照片里，年轻的她扎着麻花辫，脸上带着还没来得及褪去的羞涩，勉勉强强冲镜头笑，而她的身旁，站着一个咧嘴笑得格外张扬的小伙子，眼睛亮得像星子，整个人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傲气与少年气，那人正是霍东风。她盯着照片里的自己和他，胸口像被谁轻轻拽了一下，整个人一下子被拉回了二十多年前，那年夏天的风，带着油烟味和啤酒泡沫的气息，迎面扑来。
一九八二年，城市还没长出那么多高楼，晚风吹过街口的路灯时，会顺便把酱油与大骨汤的香味一并带走，又吹进鼎庆楼那扇老木门里。那天，崔小红照例到鼎庆楼来帮父亲打下手，刚推门进去，就看见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正埋头吃饭的小伙子。她对他早就有所耳闻——老街口的混不吝，打起架来天不怕地不怕，也正因为这股“江湖名气”，她少不得在闺蜜们的窃窃私语中听到过他的名字。只是当耳中的传闻突然长出了一张真实的脸，她竟不由自主在门口停了一下。
那时的霍东风正夹起一块红烧肉，低头大口咬着，侧脸线条硬朗，眼尾挑着一股少年得意。他察觉到门口有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抬头望过来，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撞到一起。崔小红本就有些羞怯，被这一看，脸颊更是“腾”地一下红了，像被人当场抓包的秘密仰慕者。她慌忙转身躲进后厨，心脏却扑通扑通乱跳，手里端着的碗碟差点没拿稳。那一刻，她从一个远远看热闹的小城女孩，瞬间变成了有点不知所措的小迷妹。
鼎庆楼外头，夏夜永远不缺事端。就在她躲着心慌的时候，前厅传来一阵嘈杂。两个混混模样的地痞喝了点酒，借着酒劲在店里晃荡，目光在女服务员身上来回打量，嘴里嘻嘻哈哈，说话越来越不入耳。当其中一个伸手要去碰崔小红的手腕时，空气里的火药味一下子窜起来。她本能地往后退，却没来得及躲，胳膊已经被那双带着烟味的手擦到半截。这时，一只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霍东风站了起来。
他走过去，连多余的话都懒得说，带着怒意的一拳就砸向地痞的肩膀。饭店里瞬间乱成一团，椅子翻倒在地，碗筷叮叮当当滚了一地。地痞也不是吃素的，很快抄起桌上的啤酒瓶，玻璃碎片在灯光下反出刺眼的白光。混乱中，谁都没多想，霍东风眼睁睁看着那瓶子朝自己砸来，他咬牙往前一扑，生生把人群往后撞出一段距离。玻璃瓶沿着他的肩膀划过，锋利的边缘在皮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一刀，不算致命，却很疼。崔小红匆忙抓来毛巾，手抖得厉害，血很快染红了雪白的布，却怎么也止不住。她一边埋怨他“犯不着”“不值当”，一边又控制不住眼圈发红。霍东风倒是笑，吊儿郎当地说：“不挨这一刀，你怕是记不住我。”他肩头火辣辣地疼，却在那一刻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踏实——原本凌乱无序的生活，在那一刀之后，似乎终于有了个可以指向的地方。就像巷子口的风突然改变了方向，从四面八方乱吹，变成只往一扇窗户里钻。
事后，围观的人散了，地上的玻璃碎片也被扫干净，鼎庆楼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只是从那天起，崔小红再看到霍东风，心里就再也做不到风平浪静。那一刀把两个人的命运生生砍在一块儿，像在空气中签了一个谁也没说出口的约定。爱情不声不响地在缝隙里生根发芽，先是小心翼翼地探出头，随后一点点长高，直到谁都假装不下去。
打那以后，两人的日子里，电影票根和街角小吃摊的油纸袋堆成了一小摞。城里那家老电影院里的港片一部接一部地换，灯光熄灭前，他们并肩挤在椅子上，手肘不经意碰到一起，又若无其事地缩回去。电影散场，夜色正浓，马路两边的梧桐树在路灯下投出斑驳的影子，他们沿着街道慢慢溜达，从城市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从未来说到过去，从好笑的事情说到不敢声张的心事。正是那种蜜里调油的日子，甜得几乎让人忘了，这世界上还有“明天”和“意外”这样两个东西。
可甜蜜往往最先刺痛的，是身边那些自认清醒的人。弟弟崔国明从一开始就瞧不上霍东风身上那股江湖气，在他眼里，姐姐该找的是一份体面安稳的生活，而不是跟着一个动不动就跟人抡拳头的男人赌命。他没少劝姐姐“离他远点”，说得急了也会摔门而出。可崔小红每次听完，只是静静地低头，等弟弟走远了，又重新抬起头来，目光仍旧坚定。年轻的爱情总是这样，旁人的劝告听得进耳朵，却很难走进心里。
事情的发展却偏偏印证了崔国明的担忧。后来一次冲突，霍东风跟人“打仗”犯了事，事情闹大，他再不走就得等着被抓。那段时间，城市的空气都紧绷着，街口时不时能见到巡逻的身影。他没多犹豫，带着崔小红匆匆躲到乡下，暂避风头。乡下的夜比城里黑得多，路灯少，星星却多得数不清。日子一下子粗糙起来，柴米油盐都要盘算着花，炊烟是他们一天里为数不多的风景。
日子虽然苦，冷风常常从破旧的窗缝里钻进来，让人半夜被冻醒，可两人之间的那团火却没熄，反而越烧越旺。没有电影院，就在屋外的小土坡上看星星；没有街角小吃，就自己下厨瞎琢磨；没有人群喧嚣，就把彼此当作唯一的观众和听众。一来二去，在既不安稳又又真切的日子里，崔小红发现自己怀了身孕。那一刻，她摸着自己还不太明显的小腹，心里既惊慌又欢喜，像捧着一只随时可能被生活磕碰碎掉的瓷碗，小心翼翼。
然而现实从不按人愿望走。随着肚子一天天鼓起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像阴影一样笼罩下来。起初是持续的乏力和反胃，她以为只是孕期的普通反应，咬咬牙挺过去就算了。可很快，整个人发起高烧，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连走几步路都气喘吁吁。乡下的小诊所给不出确切的说法，只让他们赶紧往城里大医院跑。霍东风抱着她，几乎是一路狂奔般把她送进病房。白色的天花板、刺鼻的消毒水味、护士匆忙的脚步声，一下子把这段原本以为只会甜下去的爱情故事，推到了另一道陡峭的悬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