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数日的夜晚，崔国明都拎着旧吉他、拢着一身凉薄的寒气，从嘈杂的街头卖唱归来，再沿着冰冷的医院走廊，一步一步挪到病房门口。他知道妻子的病情已如风中残烛，却依旧怀着一丝近乎顽固的希望：也许今晚会有奇迹，也许医生会突然告诉他情况有所好转。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他留下哪怕一丝缝隙。临终前，李小珍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却格外安详，她望着丈夫，用尽最后的力气告诉他，从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就是自己心中最闪亮的偶像，是那个追着梦想在舞台上发光的男人。即便一路走到现在，穷困、挫败、风霜不断，她仍旧没变过这个念头，只是遗憾再也不能继续陪他走下去。她说，如果有一天，崔国明和孩子们仰头，看到一只洁白的鸽子从天边轻轻飞过，那便是她回来看他们了，是她绕了一个大圈，又飞回到这个家门口，只是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只能在天上默默守着他们。
李小珍走后，医院走廊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只有那个病房门牌还在墙上挂着，像一枚沉默的印记。办完手续，火化那天，崔国明把骨灰盒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睡着的婴儿。他没有把爱人带回城市里这间狭窄的出租屋，而是选择将她的骨灰留在她最爱的那片土地上——那是他们曾一起憧憬过要盖房子的地方，是他们无数次在夕阳下谈论未来的所在。风很冷，阳光很淡，他仰头看着不远处树梢上悬挂的风铃，发了很久的呆。那只风铃是当年他卖唱赚来的第一笔大钱买的，说要给她“挂一整个春天在树上”，如今风铃还在，叮当作响，春天却再也回不来了。女儿崔梦因为李小珍的离世，对父亲心怀怨恨，认为他没能守住这个家，没能救回母亲，一气之下搬去了姥姥家，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而崔国明仍旧守着那间服装店，守着衣架上密密麻麻的衣服，守着墙上褪色的照片与角落里落满灰尘的缝纫机，仿佛只要不关门，李小珍随时会推门进来，抱怨他又把衣服挂乱了似的。
时间并未因为他的悲伤有所停顿。没过多久，关于郭大炮的案子终于迎来了第一审的判决结果。法庭依据狱中同监犯人的举报，认定其杀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最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消息让崔国明心里五味杂陈，他曾质疑过案情，也曾动摇过自己的判断，如今结果尘埃初定，他却更觉得事情背后似乎还笼着一层迷雾。带着这种不甘与疑惑，他又一次去找张院长，想听听这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法官的说法，然而才打听到，对方已经正式退休，案卷和权力都交到了下一代人手里。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很多事情就像铁轨上的火车，一旦驶出站台，便很难再改变方向。
那天夜里，北方的天空压得很低，大雪像撕碎的棉花团一样纷纷扬扬往下落，街道被覆上一层厚重的银白，城市的喧嚣仿佛也被雪声压低了音量。崔国明一个人窝在昏黄的灯下，抱出李小珍去世前穿的那件大衣，衣领上还残存着她的味道。他突然打开音乐，在狭窄的客厅里缓缓旋转，笨拙却认真地踏着步子，仿佛怀里真的搂着她的腰。那一刻，他把自己当成舞台上的歌手，把客厅当成闪光的剧场，只是观众只剩下墙上的影子。雪夜深沉，脚步声空荡，一阵急促的跑动声打破了这份孤寂，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出来，眼神游离，气息紊乱，想对他实施抢劫。面对冰冷的刀尖和凌乱的威胁，崔国明非但没害怕，反而在那一瞬间生出一种荒诞的念头：要是就这么被捅死，是不是也算一种解脱？这种近乎自弃的平静吓坏了对方，抢劫犯慌得膝盖一软，当场跪地求饶，说自己是一时糊涂。看着这个瑟瑟发抖的男人，崔国明心里那根弦忽然柔软下来，他把身上的钱全塞到对方手里，又把怀里的那件大衣也搭到他肩膀上，沙哑着嗓子说，让他好好活下去，千万别再干这缺德事。这一刻，他把死的念头推远了一些，却把活着的重量压得更沉。
除夕之夜终于还是来了，鞭炮在窗外断断续续炸响，电视机里春晚的主持人笑容满面，歌舞喧闹，舞台灯光绚烂得刺眼，可房间里的年夜饭桌上却笼着一层说不出的沉闷。几碗简单的家常菜摆在桌上，人却都低头不语，各自沉溺在心里的空洞里。崔父难得亲自下厨，炒了两道拿手菜，一边往桌上搁盘子，一边故作轻松地说，别泄气，日子就像这火，得有人添柴，它才旺起来，只要肯出力，总能盼到转机。那声音听着轻松，实际上带着掩不住的颤抖。崔小红打来电话，在听筒那头匆匆拜年，说了几句问候就急忙挂断，好像怕多说一句就会忍不住哭出来。电话挂断后，屋里短暂地更安静了。等到钟声将近，崔父从里屋摸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颤着手，一个个发到晚辈手里。红包轻得几乎没有分量，却装着他对这个支离破碎家庭最后一点撑持的心意。霍晓阳和郭小雪低着头不敢抬眼，眼泪却止不住“吧嗒吧嗒”往下掉，砸在红包上，也砸在桌面上。崔国明鼻头发酸，眼眶通红，却努力忍着没让眼泪掉下。他抬头看了一眼电视里新年的倒计时，心里默念着，每过一秒，就又离那个曾经完整的家远了一点。
年一过完，鞭炮味从街道上慢慢散去，节日的喜庆被日常的疲惫悄悄替换回来。崔国明却迟迟找不到重新出发的方向，他再也提不起精神打理那间服装店，每天早上照旧去开门，却只是坐在收银台后的小板凳上，一坐就是一整天，目光茫然地盯着门外的人来人往，从天亮坐到天黑，像个被人遗忘在橱窗里的木头人。有一天，他忽然冲动地拦下一辆出租车，张口就报了一个已经很久没提起的地名——兔子窝山。那是他曾经在最低谷时短暂停留过的地方，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荒芜山坡。司机听了，眉头一皱，狐疑地从后视镜里打量他，觉得这荒郊僻壤多半不是好地方，生怕遇上劫道或别的麻烦，把车随意开到半路，就硬生生把他撵下了车。冬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崔国明没法，只能缩着脖子，一脚深一脚浅地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两公里，鞋上沾满湿泥，裤脚被枯草划得发白，才终于敲开了老刘家的门。老刘见他风尘仆仆，什么都没多问，就把他让进屋，在炕上又添了几块柴火，让火苗旺了些。那一夜，两个人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一边喝着略显浑浊的热水，一边拉着家长里短，从年轻时的糗事聊到眼下的无奈，一直聊到窗外泛起一丝鱼肚白，才各自沉默下来，像是把压在心里的石头掰开了一点。
回到城里，现实没给他太多喘息的时间。很快，服装店的房东找上门来，语气客气却态度坚决，说儿子很快就要从外面回来了，得把铺面收回去让儿子重新开张。崔国明心里早有这层打算，这几年一屁股债压在身上，总得找条路慢慢还清，而且守在这间店里，每一件衣服都勾着他与李小珍的回忆，抬眼是她当年挑布料的背影，低头是她俯身踩缝纫机的样子，人越守在这里就越陷在过去的泥沼里，精神一点一点被消磨。他索性顺水推舟，把店关掉，拿着钥匙最后一次锁上卷闸门，听着铁皮碰撞的声音，像是为一段日子敲下了终止符。之后他去了中介公司，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可当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起他这些年都干过什么，他脑子里飞快闪过的，却尽是不着四六的事情——卖唱、打零工、办演出、开服装店，哪一件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这些支离破碎的经历让他突然生出一种羞愧与愤怒，恨自己这些年既没挣下什么家底，也没给家人撑起一片像样的天，到头来连一份像样的履历都拿不出手。
思前想后，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去海参崴打工，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从头开始，既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逃离这座处处都是回忆的城市。他把这个想法跟崔父说了，原以为会遭到反对，没料到崔父沉默了片刻，竟然点头同意。他说，出去走走未尝不是好事，换个地方，换口空气，说不定人也能缓过劲来。再怎么说，比一天到晚窝在这阴沉沉的屋子里想不开要好。临走之前，崔国明又去拜访已经退休的张院长，想再问一问有关郭大炮案子的情况。他心里始终有个疙瘩，总觉得那件事或许没表面上那么简单。张院长没有推脱，耐心地跟他聊了许久，说当初正是因为崔国明的多次反映，令他在审案时对某些证据也曾有过保留态度，可从法律程序上看，证据链是完整的，证人证言、物证、现场勘查相互印证，足以构成定案标准。法官的责任是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判断，只要符合法规，就必须依法判决，而不是凭感觉行事。他又补充说，现在还只是第一审，后面还有二审程序，如果将来能找到新的有力证据，辩方律师依然有申诉和再审的权利，对家属而言，这个案子还没完全到封死所有可能性的地步，时间虽然紧，却不算彻底绝望。
办出国手续的过程并不轻松，各种材料、证明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趟，中介收取的服务费也让他肉疼，但想到只要走出去，也许就有转机，他还是咬牙把所有手续一一办齐。临近出发的那几天，他约上老友刘野和宏伟，在街角的小饭馆里喝了一顿简单却沉默的散伙酒。几杯白酒下肚，话越来越少，只剩下彼此心照不宣的叹息。两人看着他提着行李箱渐渐远去的背影，谁也没挪动脚步，只是在寒风里点起一支烟，感慨说崔国明这人，天生就像一只关不住的鸟，哪怕身上缠着伤，也要一头撞向远方的天空。也许只有离开，他才能找到继续飞的理由。
到了海参崴，迎接他的不是想象中的繁华都市，而是陌生的口音、低垂的天色和刺骨的寒风。异国的街道上，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异乡人。给家里打电话时，他却学着轻松的语气报喜不报忧，谎称自己在一家大企业里坐办公室，白天敲电脑、开会议，晚上还能跟同事去喝咖啡，说得头头是道，仿佛真有那么一份体面又安稳的工作在等着他。电话那头的亲人听了多少放了点心，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实远比这谎言要粗糙也要冷酷得多。实际上，他干的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白天在工地扛沙子，把一袋袋沉甸甸的沙子从卡车上扛下来，肩膀磨破了皮；晚上在小厂里腌泡菜，手长时间浸在冰冷的盐水里，冻得通红开裂。身上沾满汗味和酸咸的气味，连他自己都嫌弃，但每个月结算工资那一刻，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感到踏实。钱不多，却是实打实一分一分挣来的。他几乎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吃最便宜的饭，穿最旧的衣服，把挣来的钱一笔笔记在本子上，精打细算地往家里寄。那些钱要用来还积攒多年的债务，还得支撑起几个孩子的生活——霍晓阳、郭小雪、崔梦，还有赵海龙留下的儿子小志。对别人来说，这些可能只是一个个名字，对他而言，却是一双双眼睛，是一个个曾被命运碾压却还顽强想要活下去的生命。他在异国他乡埋头苦干，仿佛不是只为还钱，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可以做一个顶得住风雨的父亲，一个即使身处低谷也不放弃责任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