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一个冬夜，日本某座名不见经传却灯火通明的拳击馆里，人头攒动，喧嚣震耳。拳台边的观众席上，灯光打得雪亮，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把屋顶掀翻。被日本拳馆老板和庄家重注押宝的，是本土拳坛新星宫村正雄，他披着印有赞助商标志的战袍，昂首缓步登台，享受着如潮水般的欢呼。而在后台一隅，来自中国东北铁西城、从厂矿子弟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张小满，正背靠冰冷墙壁，独自紧握双拳，指节绷得发白。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药水味，他却只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和那早已消失在岁月里的女声——严晓丹当年的叮嘱与笑骂，如同卡在耳畔的旧唱片一遍遍回放。裁判催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小满深吸一口气，抹去掌心的汗，在沸腾的声浪里，踏上了这片陌生而炽热的异国擂台。
谁也不知道，在这光鲜亮丽的比赛背后，早已暗流涌动。拳馆日本老板渡边一郎与挂名“华人经理”、实则中间人的于强北早就悄悄谈妥——这场比赛只打到第三回合，张小满必须漂亮地倒下，配合庄家做局。于强北用半是规劝半是威胁的口气叮嘱他：“该躺的时候就躺，挣该挣的钱，别多惦记。”渡边也在赛前拍了拍他的肩，笑里藏刀。但铃声一响，张小满脑子里只剩下拳套与对手，积年于心的火与不甘在这一刻找到了唯一释放的出口。他的拳头像是脱缰的野马，招招狠辣，拳拳见肉，根本停不下来。宫村正雄很快被打得节节败退，护具被击歪，眼眶发青，观众席的欢呼声从一面倒的加油，变成惊呼与骂喊。张小满完全无视渡边在场边阴沉的目光和于强北暗中使出的眼色，硬生生在第二回合就将对手逼到角落，凭一记重拳结束比赛，用毫不配合的方式终结了这场被预设好的闹剧。
胜利并未带来想象中的荣耀，反而像是一根点燃的导火索。后台的气氛一下子凝固，喜庆的布景在昏黄的灯下显得格外讽刺。渡边的脸像罩了一层寒霜，奖金额被人悄悄收走大半，口头上的恭喜变成了冷冰冰的敷衍。赛后几个小时，等场馆人潮散尽，于强北神色复杂地邀他去码头“吃点东西庆祝”，话里透着说不清的别扭。夜色罩下的港口寒风刺骨，码头边霓虹灯闪烁，映在冰冷海水上。张小满这才反应过来气氛不对：十几号纹身汉从阴影中晃出来，将他团团围住。渡站在人群后，眼神里再看不见半分笑意，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杀意。钢管与拳脚雨点般砸下，张小满拼命反击，却终究寡不敌众，身上多年的伤疤上添新伤。
被打得眼前发黑之际，他踉跄着退到码头边缘，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坠入漆黑冰冷的水。寒意瞬间裹住全身，他努力扑腾，却觉力气一点点流失，耳边的嘈杂声被海水吞没，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回音——铁西城冬天的风，东化厂高耸烟囱喷出的浓烟，筒子楼间飞舞的雪花，还有那个是举着拖鞋追着自己满厂跑的不成器的老爹。记忆像走马灯一样飞速闪回，童年的笑闹、屈辱、倔强在这一刻被海浪成一团混沌。就在意识渐渐沉入黑暗之，时光也突然拧紧，倒卷回了十多年前的那个年代。
九十年代初的铁西城西郊，有一座在当地人眼里神秘又熟悉的大厂——对外名目繁多，实则专研制火药。厂区大门口总有荷枪实弹的岗哨把守，进出都要出示证件，外人问起这里搞什么的，谁也说不清，于干脆给它取了个简单又粗暴的名字：“东厂”。在这座像迷宫一样的厂区里，锅炉车间的蒸汽和车队的机油味混在一起，连空气里都是铁锈和火药的味道。密密麻麻的筒子楼像一块块拼起来的积木楼道狭窄却永远吵闹，孩子们从生下来就在这里哭、在这里笑，在大人们下班的汽笛声里渐渐长高。
张满就是这片厂矿丛林里典型的野孩子从东化厂职工医院的产房里啼哭落地，一路是在车间与筒子楼之间飞檐走壁长大的——趴车把、爬管道、蹦仓库顶，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因为天生皮得没边，从小到就没少被老爹张家明举着拖鞋追出半条街。那天下午，阳光从机修车间的玻璃屋顶斜斜照下来，工人们正在换班，区广播里放着老磁带《敢问路在何》，张小满照例从家里一溜小跑，想躲开老爹的唠叨，顺便去车队那边蹭点乐子，谁知在拐角处撞到了一个陌生身影——一个刚从老厂区搬来的同龄男孩。
那男孩叫夏雷，戴着一副有点大、总往下滑的黑框眼镜，肩上斜挎着一个翻盖书包，站在筒子的阴影下显得有些局促。他妈在厂医院药，是那种说话温声细气却办事利索的人，父亲夏利民则是车队的司机，开车技术一流、脾气却出奇地好。两家搬到同一片筒子楼没几天，就在这场因“课”与“躲打”交织在一起的小小“逃亡”中让两个男孩撞个正着。张小满一边拉着夏雷躲避巡逻的门卫，一边吹自己在厂里的各种“战绩”，从偷偷溜进危险品库，到在锅炉房上头扎猛子。胆大心细又嘴欠的他，和内向腼腆、总想把话咽回肚子里的夏雷，很快在一场又一场有惊无险的“冒险”中成了并肩的朋友。
没过多久，学校开学，夏雷转学的第一天就被拎进了东化厂弟小学。那天的教室里，黑板左上角是有些斑驳的五角星，墙上挂着安全生产标语，既像学校又像厂里的宣传栏。班主任牛老师——人如其名，性子又倔又硬，一身色中山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她领着夏雷走进教室，让他站在讲台旁自我介绍。夏雷紧张得手心冒汗，支吾吾半天，只挤出几个字：“我叫……夏雷下面一片窃笑。
牛老师看了一眼花名册，点名让张小满站起来，当众宣布要让这位“活宝”与新同学同桌，好让他把“多出来的精力”分点给别人接着，牛老师在上课前按惯例重申东化厂铁一般的纪律：学校和厂区同属一个大集体，孩子们不许打听厂里干什么，也不许外乱说，回家要提醒大人注意保密，“群众有特务”这句话，她说得严肃又笃定。讲到这儿时，全班都安静了，只有张小满不服气地梗着脖子，追问“那特务长什么样”“要是抓到了算不算立功”。结果当被牛老师一句“你就是没头脑”堵了回去，惹得全班哄堂大笑，笑声在水泥墙壁间回荡，让他脸上火辣辣的，却更激他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放学铃一响，孩子们像潮水一样从厂办小学的铁门里涌出来，刚好撞上工人下班的高峰。厂门口车铃叮当，汽笛轰鸣，人声鼎沸。人群中，一个骑着老式二八杠的精瘦男人格外扎眼——他脚下踩得飞快，车把稳得跟钉住似的，身上挂着“劳动模范”的红袖章，一路上所向披。张小满赶紧一把拽住夏雷，拉他往旁边的台阶上躲，压低声音郑重其事地传授“厂区生存经验”：第一，见着大卡车要赶紧躲远点；第二，比卡车还要紧的是——躲开丁国强。
丁国强是东化厂响当当的人物，早些年上过前线，当过排长，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过命的。年轻时他和未婚妻约好等凯旋就结婚，结果一颗敌人的子弹偏了，没要了他的命，却伤了“根本”，从此落下终身隐疾。为保住他这条命，每月都有一种特殊的药要打，药效只能维持一个小时。于是厂子里的人都心照不宣：一到打完针往家赶那会儿，谁都不敢拦他，生怕耽误了那点“黄金时间”。正说得带劲，一辆崭新的小轿车没眼力见地横他前头，按喇叭按得震天响。只见国强猛地刹车，上前抬手就给车窗里那位戴墨镜的孟云满一巴掌，扔下一串国骂，头也不回地骑车扬长而去。围观的小伙伴们看傻了眼，回过神来纷纷呼“牛逼”，仿佛刚刚见证了一个江湖传说。
傍晚时分，风从厂区高高的烟囱口灌下来，吹得人缩脖子。张小满回到家，开门见到仍是那一成不变的一幕：张家明坐在方桌边，手里拎着一瓶散装烧刀子，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几口下去，人已经有点晃了，他扶着门框回屋，不一会，屋里传出悠长而略显忧郁的口风琴声。那是一老歌，他吹得断断续续，却百吹不厌。对张小满来说，这样的场景早就见怪不怪——醉酒、口风琴、摔门、大声叹气，这些就是他家的日常背景音。他熟练地把桌上的碗收拾干净，仿佛这才是自己真正的“作业”。
谁都知道，当年张家明是厂里最顶尖的八级钳工，手好得出名。但自从媳妇离家后，他就从八级钳工”变成了“八级杜康”，酒瓶不离手。醉得厉害时，就会抄起电工皮带或鸡毛掸子，照儿子身上招呼。张小满挨打挨得多了，皮糙肉厚，练出一身躲闪技巧，可心里那点疼却一点没少。有时候，他会在被窝里胡思乱想：要是老妈当初没走，是不是老爹的棍棒能一点，是不是家里就不会总是酒味冲天、吵成一团。
厂庆二十四周年那天，是东化厂的大日子。厂区挂满红旗和横幅，操场临时搭起了舞台，广播里从早到晚地放着喜气洋洋的乐曲学校的小乐队被组织上台表演，孩子们个个穿着蓝白校服，脸上写满紧张却又掩不住兴奋。台下坐满了领导和工人代表丁国强也挤在中间的位置，他一边听主席台报告，一边眯着眼打量站在前排的一个身影——那正是刚刚调任新厂长的孟云满。为了那天厂门前被扇的那一巴掌，两人多少心中有数，只是新官上任，孟厂长装出一副大度模样，笑呵呵地与大家握手寒暄，仿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等到报幕员念到表彰劳模的环节，丁国强的名字被响亮读了出来。他咬了咬牙，整理了一下衣领，硬着头皮走上舞台，胸前挂着写着“先进模”四个大红字的绶带，沉甸甸地压在心口。他一边和领导合影，一边努力让自己忘掉那天伸手打人的冲动，把那点慌张和愧疚都压到心底去——只当是为这些年的血、出的力讨回一点面子。
节目进行到中段，一阵清亮的女声从台上飘起，是《送别》的旋律。幕布后，张小满和一帮男孩挤在一起，扒着隙往外看，只见站在话筒前的，是严晓丹——厂里总工严文远唯一的女儿。严晓丹生来就备受瞩目：算术没随她那位大名鼎鼎的工程师父亲，但模样随了年轻的母亲，一双眼睛清亮又狡黠，看上去温婉文静，笑起来却透着股不安分。她会爬树，会放炮仗，会在厂区最危险的角转悠，却总能全身而退，是个披着乖巧衣的野丫头。此刻她束着马尾，身穿整洁的白衬衫，唱到“长亭外，古道边”，声音干净却带着一点独有的倔强，让台下许多大人也跟着一阵出神。
演出散场后，人群慢慢散开，操场上留下了一地纸屑和被踩皱的节目单。张小满抱着两个铝制保温桶，哐当当地往小卖部方向跑，准备趁着人少去李阿姨买冰棍。李阿姨是厂区有名的“活络人”，嘴勤手快，什么消息都比别人早半步。那天冰柜里只剩下五根冰棍，为了这最后的甜头，张小满跟她吵得通红，一会儿说是自己先来的，一会儿又说要记账，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戗戗起来，弄得谁也不服谁，最后不欢而散。谁知天一擦黑，家里的门却被人敲响。张小满正窝在凳子上削铅笔，抬头就看见李阿姨笑盈盈地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兜水果。张家明破天荒地收拾了下自己，脸上堆起久违的笑，殷勤得让人不习惯。他和奶奶何月香一起招呼人坐下，说着说着，话题就绕到了“以后”“日子”“孩子”这些词上。小满和奶奶对视一眼，这才恍然大——原来这就是老爹新处的对象。男孩的脸一下子垮下来，那股别扭和委屈一拥而上，让他一句话也不想说。张家明看他板着脸，当场就要抬手教训，被他敏捷地一，转身一溜烟窜出门，脚不沾地地跑向夏雷家。
与自己家冷酒浸泡过的空气不同，夏雷家暖灯柔，饭菜香浓。夏妈佟桂珍见他上门热络得像迎亲儿子，忙不迭地给他加菜夹肉；夏利民一边喝着小酒，一边跟他闲聊学校里的趣事，从不拿大人的架子问成绩。张小满一边扒拉着碗，一边听着家人温声细语的笑闹，鼻子却莫名一阵发酸。他突然明白，原来热乎乎的饭菜、不会被摔的碗碟和有人耐心听自己说的饭桌，是另外一种从没在自己家出现过的生活。
那晚回到家，李阿姨正在屋里和张家明低声议论，话题绕着“南方”“”“下海”转来转去。她说外面世界大，厂里这点死工资没出息，劝他趁着年轻抓紧往外走。张小满抱着一肚子的火，听得心烦意乱，瞅着挂在墙上的那件衣，鬼使神差地抓了一团狗屎塞进衣兜里，像是在对这个突然闯进他生活的女人宣战。等李阿姨发现异样，气得跳脚，张明脸上挂不住，当场抄起鸡毛掸子把子揍了一顿。疼得眼睛发花时，是奶奶一边心疼地骂着张家明“不是个东西”，一边给他擦药，手法却极轻。
红药水刺鼻的味道弥漫在屋，何月香一边吹着，一边断断续续讲起当年老伴在战场上的旧事——那时候，人命像纸一样薄，可大家心里都拧着一根筋，什么是该守的、什么是该扔的。这些话张满似懂非懂，却从其中隐约听出了一点东西：原来这个家并不总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曾经也有人拼命托举过，只是后来慢慢塌了。
不久后，学校开始评选“三学生”。这在许多家长眼里，是一块体面又实惠的招牌。夏雷学习成绩不错，却性子内向，不爱与人社交，也懒得在老师面前表现。评选那天，全班同学纷纷互相拉票唯有他静静坐在座位上，好像这事与他无关。投票环节里，几乎没人抬头看他一眼，只有张小满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把票投给了这个经常替自己收拾烂摊、却从不邀功的同桌。夏雷红了耳根，却一句感谢都说不出口，只是回家后被夏妈一通又急又爱的叹气：“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会争？”
相比之下，夏民倒看得开，他在饭桌上慢悠悠地说：“三好不三好无所谓，孩子平平安安长大比啥都强。”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静静落在张小满心里，泛起一圈不太明白很温暖的涟漪。那晚，回到自己家时，他意外发现张家明居然没有喝酒，口风琴整齐地放在桌上。夜深了，父子俩排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旧床上，张明破天荒地吹起了一首完整的曲子，还有些笨拙地拍着儿子的肩，让他快点睡。那一刻，张小满闭着眼，以为这一切也许真能慢慢好起来，以为老爹也许真的打算做像样的父亲。
然而希望来得突然，破灭得更快。第二天放学，天色阴沉得像要下雪，操场上的风吹得直打哆嗦。张小满刚走到校门口，就见奶奶一脸苍老地站在那儿，围巾系得歪歪扭扭。她的眼眶红肿，手却依旧牢牢拎着一个布包。路上，奶奶一句话也没说，把他领回家，才从怀里颤巍巍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那是张家明留下的。纸上字迹歪歪斜斜，说自己跟李阿姨一起去了南方“闯一闯”，让儿听奶奶的话，好好长大。没有道别，没有解释，匆匆几句交代了事。
屋子里一片死寂，口风琴还放在桌上，昨晚的曲调仿佛还在空气里回荡。张小满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眼睛酸，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他只默默抹了一把脸，把纸折好塞进兜里，转身回屋收拾了几件衣服和课本，提着小包着奶奶搬进了那间更旧却更安稳的子。从这一刻起，他童年最后一点关于父爱的幻想被掐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涩又倔强的念头——以后，他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