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北小城的一座机械厂渐渐走向衰落，厂房锈迹斑斑，铁轨从厂区边缘穿城而过，把这片老工业区与外面的世界若即若离地连在一起。对大人来说，那是通往更广阔前程的路；可对年仅十岁的张小满来说，那只是每天在铁轨旁踢石子、捡废铁、看火车进进出出的地方。他没想到，父母有一天会顺着这条钢铁的路离开自己——先是老妈负气出走，随后老爸也不告而别，仿佛一前一后挥出的两记闷棍，猝不及防地砸在他的头上，把这个本就单薄的小家敲得支离破碎。
张小满始终想不通，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好，竟值得父母抛下亲人、丢下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他胸口闷得慌，心里憋着一股说不清、咽不下的劲，既有对父母的怨，也有对自己的不解：难道自己真有那么不招人疼？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一咬牙，认定不能再这么等下去，必须出去把话问个明白——要亲口问问老爸，当初头也不回走出这个院子时，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个近乎幼稚的念头，如同一颗突然冒芽的野草，迅速在他心中疯长，他决定沿着铁轨走，顺着火车离开的方向去寻爹。
发小夏雷和严晓丹得知消息，几乎没多犹豫就拍板要跟着一起去。他俩一个成天叼着吸管儿，嘴碎却仗义；一个扎着马尾辫，眼神倔强心软。对他们来说，铁轨外的地方同样充满了想象与诱惑，远方意味着离开拥挤的筒子楼、嘈杂的车间广播，还有永远修不完的漏水水龙头；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他们能陪着小满，一起去把那句憋在他心里许久的“为什么”问出口。三个孩子拎着各自胡乱收拾的包裹，在长长的铁轨边一深一浅地踩着枕木往前走，脚下是咣当作响的钢轨，头顶是空荡荡的天空，他们少年心里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概念，只知道这条路，也许能通向一个答案。
一路上，他们针对“桥与铁路”展开了天马行空的议论。夏雷说桥就是大人心里的捷径，一跨过去就能到另外一个世界；严晓丹则反驳，桥两头都是人，走哪头都一样难。张小满听着听着，心里猛地一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边这两个天天一起打闹的伙伴，原来也不满足于待在厂区这口小井里，他们同样向往着远方，渴望有一天能踏上真正属于自己的路。这一念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偏偏又勾起了他对父母离弃的记忆：是不是所有人长大后都要离开？是不是只要看见铁轨、看见远方，就会忍不住忘了身后的家？想到这里，他胸腔里的委屈与愤怒翻涌而出，脚步忽然一顿，眼圈发红，猛地转身往树林里跑去，只留下伙伴们在身后手足无措地喊他的名字。
与此同时，厂区那头已炸了锅。孩子们没按时回家吃晚饭，家长们起初以为是又在哪家院子里贪玩，可一圈问下来都说没见着人时，恐慌迅速蔓延开来。夏雷父母和严晓丹家人纷纷赶到何月香屋里，挤在那间窄小的平房中，七嘴八舌地商量着分头找人。院子里有人搬凳子，有人点灯，有人一边系鞋带一边骂骂咧咧，全是焦急。很快，“三个孩子不见了”的消息像一记炸雷，从家属楼的这一头滚到那一头，惊得整个厂区人心惶惶。
刚在医务室打完针回家的丁国强，原本正打算同妻子周慧英享受片刻二人世界，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不用加班的夜晚，结果还没解开裤腰带，厂区的号召广播就在窗外炸响，让所有人立即集合出门寻找走失的孩子。他愣了半秒，抓起裤子提上就往外冲，鞋子都没穿稳，嘴里还不停地问是哪个家的孩子丢了。院子里、厂门口、铁路边，到处都是拿着手电、提着铁锹的工人，他们组成一支临时的搜寻队伍，沿着山路和河道，一边喊着孩子们的名字，一边打着手电往草丛里照。
这边闹得鸡飞狗跳，那边三个熊孩子却对此一无所知，正满心好奇地往山里钻。离开了熟悉的厂区，他们踩着枯叶穿进树林，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往河边扔石头，时不时被树枝划出一道道白印子。天色渐渐暗下来，山风带着潮湿的味道从树缝里钻出来，吹得人脖子发凉。何月香则守在窗边，眼睛几乎要望穿黑夜，心急得直抹眼泪，一遍遍念叨着小满的乳名。周慧英听说后，顾不上自家那点事，拎着柴火和粮食匆匆赶来，替她生火做饭，叮嘱她先垫垫肚子，千万别晕倒了才好去找孩子。
夜里雨说下就下，山里的路泥泞难行，三个孩子慌不择路地一通乱跑，最后为躲雨误打误撞钻进了一个山。洞口狭窄，里面却别有空间，潮气混着泥土味扑面而来。夏雷第一次真切感到害怕，嘟囔着说爹妈肯定急疯了，若是知道他们跑到这种地方来，准得打断他的腿张小满愣了一会儿，突然说要帮他担责，若大人追究就推到自己身上，反正他这“没爹没妈的野孩子”名声已经在厂里传开，不差这一回。夏雷却悻悻地拒绝，一边怕死对不住小满，一边又担心老妈以后不让自己再跟他玩，说不定会把这唯一的好兄弟给“禁足”。
潮湿的木柴被勉强点燃，火苗噼啪作响，微弱的光亮映得洞壁一片橘红。两只男孩的肩膀紧挨着靠在一起，严晓丹则缩在一旁，紧紧搂着自己的书包，像抱着最后的安全感。雨声在洞外劈里啪啦地砸着，仿佛世界尽头的鼓点。就在这片昏黄与黑暗交界的角落，张小满和夏雷小声说着只有彼此听得见的秘密——他们说自己哪怕有一天分别走上不同的路，也要记得现在的约定，不管世界有多大，多远，都要做一辈子的好友。火光跳动着，给这句稚嫩又郑重的誓言镀上一层暖意，也悄悄点亮了他们未知的人生。
天亮之后，雨过天青，三人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从山洞里钻出来。沿着小路往下走时，他们不经意路过厂区职工墓地——一排排墓碑如士兵列队般整齐地朝着山外立着，静静地伸向远方，仿佛用自己的方向为后辈指路。风从碑缝间穿过，带来远处若有若无的广播声，那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歌唱祖国》。熟悉的旋律让孩子们心里一暖，他们朝着歌声的来源慢慢走去，每一步都从“逃离”变成了“回家”。
路过回流河时，河水因昨夜暴雨而涨得有些急，石头被冲得光滑发亮。张小满脚下一滑，整个人猝不及防地栽进河里，冰冷的河水瞬间灌进他的耳朵和鼻腔，他慌乱地扑腾几下，眼前一片翻滚的水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水冲走的刹那，一只粗糙有力的大手牢牢拽住了他的手臂，只听“哗啦”一声，人已被硬生生从水里提了出来。站在岸上的人正是丁国强，他一身雨衣还未干透，脸上却已被急火熏得通红，喘着粗气骂他不要命。那一刻，张小满透过水雾和阳光，看见丁国强眼里的惊魂未定与心疼，那种被人死死拽住的感觉，让他好久都没回过神。
这次意外之后，丁国强像突然觉醒了某种责任，经常主动上门帮忙。他一会儿帮着修炉子，一会儿替何月香扛米扛面，还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拍着胸脯承诺，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由他盯着，有事就来找他。厂里的工人们也会不时上门伸把手，有人送点菜，有人帮着换玻璃。夏雷的父亲夏利民更是从废料堆里翻出报废的轴承和几块结实的木板，在院子里叮叮当当地忙了好几天，终于给何月香做了一辆结实耐用的小推车。自那以后，每个清晨，厂区门口都会出现一老一小的身影：张小满推着小车，车上坐着奶奶和一桶桶拌菜，他们在晨雾中慢慢地挪向集市口，把日子一点点推向前。
岁月在这一推一停之间悄然流淌，烟火气浸染了他们的生活，也冲淡了当初最锋利的伤口。日子虽然清苦，却有说有笑，有时是顾客的一句赞叹，有时是熟识邻居路过时顺手递来的一把热馒头。就这样，眨眼间六年过去，铁轨旁的荒草又长了一茬又一茬，小满从当年那个瘦巴巴的小孩，慢慢抽条成了个半大少年。
1996年，厂门口的小推车变成了崭新的报刊亭，五颜六色的杂志和报纸堆满了架子，也堆满了张小满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他的身形已然拔高，成了个细高个儿的青年，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不少，眉眼间那股从小练出来的机灵劲儿反而更加明显。高二开学那天，他和夏雷、严晓丹仍旧像小时候那样结伴同行，只不过校服替代了背心短裤，书包比小时候重了好几倍，身上的责任也悄悄多了许多。在学校门口，他们撞见了留级生冯小波招摇过市地挑事，一脸“混不吝”的欠揍神态；又看见潮男庄森穿着夸张前卫的衣服，像从电视机里走出来的明星。老校长气得胡子都哆嗦，同学们却躲在后面哈哈大笑，整个校园一开学便热闹得像炸开锅的油。
新班主任佟月娥走上讲台，穿着得体干练，目光利落却不失温度。她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介绍了一位从北京转来的女学霸——孟歌。女孩扎着简单的马尾，神情淡定，眼神里却有种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自信笃定。很快，班干部竞选在掌声中拉开帷幕，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清晰的表达能力，严晓丹和孟歌顺利入选候选名单，最终孟歌以高票当选，成了全班同学口“女班长”。
下课铃一响，夏雷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回家，闷闷不乐地往炕上一趴。他不是输不起，只心里难免泛酸：同样是人，怎么人家来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学霸班长”，而自己连个小干部都没评上？在他看来，这其中多少掺杂着家庭出身的差距——他低声闷道，自己输就输在没个当厂长的爹。佟桂珍一听，当场拿抹布抽了他一下，数落他胡思乱想，而后又一边擦桌子一边温声开导，告诉儿子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可要缩小差距靠的不是发牢骚，而是咬牙努努力。夏利民则从门帘后面探出半个脑袋，笑呵呵地接过话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咱家比上不足，比那些连书都读不起的孩子，可又强太多，至少能给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
话说到这份上，夏利民索性往前走了两步，张嘴就是一套别出心裁的“励志大法”：他指着儿子的脚，说左脚迈向清华大，右脚迈向复旦交大，将来脚一张就是全国名校全包圆。说完又挤挤眼睛补了一句，“就是步子别迈太大，容易卡着裆这一本正经里夹着段子的话，当场把夏雷得噗嗤笑出声，屋子里的压抑气氛瞬间被冲得烟消云散。笑声落定，那点酸涩的失落也悄悄散了不少，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家境虽然普通，但父母给他的支持，从来比任何人少。
校园的另一角，关于张小满“没爹没妈”的风言风语，早已在走廊和厕所间不胫而走。留级生冯小波嗅到了一丝“好欺负”的气味，觉得这就是个天生的软柿子，任谁捏都不会反抗。于是，他在课间堵住了张小满，开口就是要一百块。对那时候的学生来说，一百块几乎等于一整学期的零花钱，更别说张小满还要帮奶奶维持生活。他眼珠一转，立马打起主意，说钱没有，但能给他弄一本带彩图的《新婚指南》，暗示那是小黄书，足够让他在同伙面前涨脸。
谁料冯小波根本不上套，非要现金不可，一副吃他的架势。话不投机，张小满眼神一冷，从书包里抽出早就防身用的木棍，二话不说抡起就打，棍影呼啸着砸向冯小波的肩膀和胳膊。对方万万没想到这个瘦高个敢真的动手，一时间被打得手忙脚乱，连连后退，最后竟慌不择路地一蹿，登上窗台，跨坐在窗框上，冲下面的人嚷嚷着要跳楼，一边嗷嗷叫，一边往外探身，想用这一出吓住所有人。
走廊里听见动静的学生瞬间涌了过来，伸长脖子看热闹，有人低声起哄，有人倒吸冷气。严晓丹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好不容易听清有人说是张小满“闯祸”了，脸刷地一下沉下来。她挤到最前面，见冯小波扯着嗓子往外嚷，底下还有人不怀好意地哄笑，怒气一下子窜到嗓子眼。也没多想，她端起身边备用的一桶凉水，抬手就朝窗台上的冯小波泼过去。冰水从头浇到脚，把他从头到脚浇成了落汤鸡，惊叫声和哄笑声几乎同时爆发，楼道里掌声、口哨声此起彼伏。
事情很快传到了何月香耳朵里。老太太一听孙子在学校打架，还把人逼到窗台上去“寻死觅活”，立马吓得背都直不起来。她一手扶着腰，一手拎着擀面杖，摇摇晃晃地把人叫回家，当着院里人面前狠狠敲了他几下屁股，嘴上骂他不长记性，心里却疼得不行。张小满低头站着，屁股火辣辣地疼，却没有躲开，他知道奶奶的每一下都敲在担心上。等老太太气喘匀些，他才挠挠头，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拍胸脯保证，说老张家人根正苗红，打架是打架，绝不学歪门邪道，往后再遇见欺负人的，也会长长脑子，不会再闹出这种让人揪心的事。
第二天一早，佟月娥站在讲台上，神情严肃中带着一点藏不住的兴奋，向全班宣布学校要搞一场文艺汇演。她点名让严晓丹和夏雷搭档，准备一段诗朗诵，以班级的名义出节目。一听要上台表演，班里顿时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谁唱歌好听，谁会跳舞。张小满却没吭声，低头翻着课本，在别人看来云淡风轻，只有何月香看得出，他那点细微的别扭和暗暗压在心底的在意——他不是不想上台，只是还没想好以什么样的姿态站在众人面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夏雷的心思根本不在节目搭档身上。自从孟歌走进教室，他满脑子都是她认真听讲时稍微皱起的眉、念课文时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甚至连她借给他的一本复习资料都被他翻来覆去地摩挲。夜深人静时，他抱着那本书躺在床上，想象着两人共同学习的画面，对未来有一种又怯又甜的憧憬。佟桂珍看在眼里，心里却七上八下，生怕儿子读书没读明白，倒先学会“早恋”。她更担心的是，儿子要是一门心思想去攀那“高枝”，最后摔得头破血流。
终于忍不住，她一把从儿子怀里夺过那本书，翻了两眼，见的确是正儿八经的学习资料，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却还是严厉地叮嘱他，明早必须把书还给人家，别借着题海练习，耽误了正事。母子俩的拉扯间，窗外铁轨上传来远处列车的轰鸣声，仿佛在提醒他们：无论他们此刻的烦恼多么细碎，世界仍在滚滚向前。少年们在这座老厂区里，一边被旧日的伤痛裹挟，一边又被新生的情愫和梦想推着往前走，谁也说不准，下一趟列车，会把他们带往怎样的人生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