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口的寒风在夜色中呼啸，霓虹灯反射在玻璃幕墙上，映出一层暧昧的光。姜家鲁缩着肩膀站在出口旁，不时抬腕看表，心里的烦躁一层又一层地堆积着。旁边的小舅舅姚东山点了一根烟，又很快掐灭，似乎也被这压抑的气氛憋得不舒服。终于，人群从地铁口鱼贯而出，姜家齐背着包、提着文件袋，脚步有些沉地走了出来。三人目光在空气中短暂碰撞，谁都看得出彼此脸上藏着的话，却没人先开口。姚东山打破沉默，提议先去吃饭，说边吃边聊，别在路口站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姜家鲁虽然满肚子火，还是跟在两人身后，往不远处的小饭馆走去。
饭桌上气氛并没有因为热气腾腾的菜肴而缓和多少。啤酒一瓶接一瓶地打开，桌面上乱七八糟摆着花生米、凉拌菜和几碟热菜，油光在灯下闪着。姜家齐喝得不算快，却是一杯接一杯，像是想用酒精把胸口那团郁结融化。姚东山一边给他夹菜，一边劝两兄弟有话就说，别憋着。到后来，姜家鲁终于忍不住把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声音震得杯子都晃了。他抬头盯着哥哥，眼里有明晃晃的愤怒和不理解——他受不了姜家齐这种把所有委屈、所有怒气都咽回肚子里的做派。在他看来，姜家齐明明被婚姻折磨得精疲力尽，却还装作一切都能忍，一切都还能撑，他觉得憋出的不是忍耐，而是懦弱。
然而和弟弟截然不同的是，姜家齐从小就是那种越是受伤越往心里缩的人。他不擅长发泄，更不习惯歇斯底里，他觉得摔东西、吵架、冲动决裂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样的暴烈只会在当下让自己觉得痛快，却在事后留下更深的裂痕。所以即便婚姻摇摇欲坠，即便面对配偶的冷漠、猜疑、甚至误解，他仍然选择一遍遍地自我反思，而不是责怪别人。他喝了一口酒，淡淡地说离婚不是一扇说关就能关的门，十几年的夫妻关系，牵扯的不单是两个人的感情，还有彼此家庭、孩子、过去的岁月和未来的路。他承认自己也迷失过，也犯过错，很多事情并非对错那么简单。
姜家鲁完全听不进去这些“复杂的考量”。在他眼里，感情一旦伤到骨子里，就该果断抽身，他不愿看到哥哥继续困在一段让他如此消耗的关系里。他赤红着眼睛，说哥哥这是拿“责任”“孩子”“过去”当借口，其实是缺乏为自己活一次的勇气。他觉得只要迈出那一步，一切就会重新开始。姚东山坐在两人中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他不急着站队，而是说，作为过来人，他比他们更清楚亲密关系不是非黑即白。十几年的婚姻像一棵树，早就根系交缠，你说要砍断，不是一斧子就能干干净净的事。离婚的确是一种解脱，但不是万能药，如果不弄清楚问题在哪儿，就算换一个人，迟早还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饭局进行到一半，姚东山悄悄去了外面打电话。他知道，这个时候最担心、也最惶恐的人，其实是怡君。作为长辈，他不希望事情在双方冷战和误解中越来越糟。他按下拨号键，语气尽量放松地告诉怡君，姜家齐现在跟自己在一起，让她不用担心。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有微弱的呼吸声，似乎有压抑的哭腔。姚东山没有逼她表态，只是缓缓地说，他知道这段婚姻里，姜家齐有问题，怡君也有问题，没有人是绝对的受害者或者加害者。谁都会迷路，谁都会在某一段时间里看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只要真正愿意面对问题、愿意改，关系就还有可能修补。尤其是他们还有安安，这个孩子需要的，不是表面体面的婚姻，而是一个尽可能完整、温暖、不会动不动就碎裂的家。
挂了电话之后，他在门外抽了一支烟，才又回到昏黄的灯光下。桌上的争执暂时平息了一些，但每个人眼里都有各自的坚持和难以动摇的立场。这一顿饭没有给出答案，只是把所有人的情绪推到了一个新的节点。谁也没想到，就在姜家齐为人生、为婚姻做艰难选择的同时，职场上的另一场风暴也悄然逼近，而这场风暴里，牵扯进来的不仅是他的前途，还有一个曾经被命运残酷对待过的女孩——周遇安。
竞选副总的前一晚，办公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城市早已沉入一片浓重的暗色之中，玻璃幕墙外是星星点点的车灯和模糊的人影，玻璃内则是电脑屏幕散发出的冷白光。周遇安坐在工位前，看着自己桌上的东西一件件被收进箱子。她手脚利落，动作却出奇地安静，仿佛早就习惯了随时抽身离开任何一个地方。手机屏幕在桌边亮了又灭，最终她还是点开了信息界面，只给顾辰发去短短一句话：等投票结束，只要姜家齐当上副总，她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在任何人的视线里。
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她来说，这不是威胁，也不是交易，而更像是一种赎罪——她的过去，她那起在警情通报里被写成“正当防卫”的案件，在某些人眼里永远都是一块无法洗净的污点。她明白，这样的标签足以成为他人攻击姜家齐的武器。她不想拖累那个曾经给过她信任、给过她机会、在众人面前愿意站在她身边的人。明天之后，无论结果如何，她都已经做好了彻底离开的准备。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上的情绪也在暗中酝酿。某个下午，放映室里光线昏暗，屏幕上的影像一遍遍闪动。姜家鲁坐在最后一排，看完悠悠最近拍的片段，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镜头里的她，眼神空洞，台词磕磕绊绊，仿佛每一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勉强挤出来的。那种状态不是简单的“表现不好”，而像是整个人被一种无形的恐惧和自我否定紧紧勒住了喉咙。他看完之后沉默良久，想起了她这些年在圈子里被人嘲讽、被人挑刺的那些传闻，也想起了自己曾经对她做过的事——那些他一直没勇气正视的事。
他找到了悠悠。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最寻常的T恤和牛仔裤，没有化妆，眼睛却被熬得有些红肿。她以为他是来指责她不专业，来宣泄对她的失望，整个人绷得很紧，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动物。但姜家鲁没有绕圈子，他选择了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崩溃疗法。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当年他的短片获奖后，确实飘了。他以为自己是天才，是被忽视的大导演，于是急不可待地转去拍长片，却一部比一部失败，一次比一次心虚。他做不到面对自己的才能有限，做不到承认“也许我不过如此”，于是他选择把责任全部推给演员。
那时候的悠悠刚出道，充满期待，也充满惶惑。她把他的要求当成绝对，把每一次NG都视为自己的失职。可是姜家鲁现在却站在她面前，坦白说，当时他就是在找一个替罪羊，而她，刚好是最合适的那一个——年轻、敏感、在乎别人的评价，又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反驳。在一次又一次的苛责、一遍又一遍的否定中，他把自己的失败安在她身上，让她背着屈辱和自我怀疑一路往前走。这些话像一把刀，每一句都往过去的伤口上剜了一下。
悠悠听完，脸色瞬间涨红。怒意、委屈、羞辱、受骗感，一股脑儿冲上来，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声音发抖地质问他当年的每一个细节。她说自己有多用力地背台词，有多努力地揣摩角色，有多少夜晚是哭着睡着的，而他，那个她曾经视作“理想导演”的人，却在背后把她当成“挡箭牌”和“垃圾桶”。她气得说不出话，一度甚至伸手想推开他，眼里全是多年来累积的愤恨。姜家鲁却在这怒火中，第一次在她身上看到了久违的锋利和生命力，那不是对别人的讨好，而是对自己的捍卫。
他干脆顺势点燃这团火，语气反而轻松了几分，告诉悠悠，以后谁再说她不行、演得差，就用刚才这种状态怼回去。骂不出来没关系，他早就帮她准备好了“弹药”。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事先写好的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那些犀利又带点幽默的回击台词。从讽刺式的冷笑话，到一本正经的反问句，每一句都带着他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和对她的了解。他要她照着念，哪怕一开始声音发抖也没关系，只要勇敢说出口，她就不再是任人宰割的靶子。
后来那天晚上，他去了楚丹开的那家小店。店里灯光柔和，桌上摆着几束新鲜的花，空气里是淡淡的咖啡香和木头的气味。他刚坐下没多久，门铃响了一声，悠悠走了进来。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压抑情绪，而是径直走到他面前，扬手就是一巴掌，清脆地落在他脸上。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楚丹下意识想上前劝阻，却被姜家鲁抬手拦住。悠悠的手还在发抖，眼眶却已经湿了，她咬着牙说这一巴掌是替过去的自己打的，也替那些被他伤害过却没机会反击的瞬间打的。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下一刻，她像是突然卸下了所有的盔甲，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两个人在店里沉默地相拥，谁也没再说什么。那一刻，不是戏剧化的和解，也不是一切伤害被轻易抹去，而更像是两个在生活里撞得头破血流的人，终于鼓起勇气承认——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彼此身上留下了印记。那些年里，悠悠曾经主动跟经纪人说，她想演姜家鲁的电影，她相信他的眼光，相信他嘴里那些关于理想和电影的狂言；而姜家鲁，也在第一次见到她时就悄悄心动，只是那时候的他太自负，装作只是把她当“演员”，不敢承认那份好感不止于工作。现在，绕了一大圈，他们终于从“导演和演员”“施压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里挣脱出来，试着以两个平等的、受过伤的成年人身份重新面对彼此。
时间回到竞选当天。公司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陆续入座，空气中充斥着焦灼和暗流涌动的期待。偏偏周遇安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她早在清晨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简单的行李箱静静地立在门口。她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没有精致的妆容，只有一种要走远路时刻才会有的清醒。她给顾辰又发了一条信息，提醒他别再搞那些小动作，说自己在公司里的所有风吹草动，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也听得一清二楚。这话并不是炫耀，只是一种平静的陈述——她知道这个地方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
然而，这样的提醒对顾辰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威慑力。他的目标明确得近乎冷酷——绝不能让姜家齐当上副总。职位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意味着他多年经营的利益格局会被打破。在这场暗战中，他和高副总一拍即合，决定从最薄弱、也最阴险的一点下手：利用周遇安的过去。当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PPT和竞聘演讲上时，高副总却在心里盘算着另一个“节目”。他精心准备了一份资料，足以在正式投票前，将原本光鲜的候选人当众拖入泥沼。
投票前的提问环节，高副总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表面上是在就“人才甄别机制”提问，实则话锋一转，突然把话题引向了周遇安。他当着全体中层和高管的面，放出了一则旧新闻和警情通报——那起曾经引发巨大争议的“少女杀人案”。屏幕上冷冰冰的文字和照片刺痛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年轻女孩、鲜血、夜色中惊慌失措的脸，还有警方发布的“正当防卫”结论。高副总话里话外暗示，姜家齐在录用员工时存在严重的判断失误，让这样一个“有案底”的人进入核心业务团队，足见其人选甄别能力严重欠缺，难以担任副总这样的关键职位。
那一刻，会议室里议论声四起，有人震惊，有人好奇，有人目光闪烁，似乎找到了一种安心的优越感——原来一直在身边的那个女孩，有过这样一段“黑历史”。而姜家齐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他站起来，声音不算高，却有一种压不住的怒意，要求高副总立刻停止，将这件已经有了司法定论的旧事当众播放，本身就是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法律已经判定那是正当防卫，一个年幼的女孩在生死之间被逼出来的反抗，而不是恶意的杀戮。他质问，高副总究竟是对“正当防卫”的法律概念一无所知，还是明知故犯，只想借这件事来拖别人下水。
高副总却不以为然，甚至带着几分挑衅的笑意，表示自己只是“就事论事”，公司有权了解每一位员工的过去，更有责任审视候选人的判断是否可靠。他故意把“孩子”“正当防卫”“杀人”这些词混杂在一起，用情绪化的语气包装所谓的“理性质疑”，好让在场的人忘记真正的焦点是什么。姜家齐的心在那一刻被彻底刺痛。他从来没想过，这些人为了在职场上多走一步，竟然可以连一个当年被迫用命反抗的女孩也不放过。他看着屏幕上的那张旧照片——周遇安惊慌失措、却又咬着牙的脸——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太多人喜欢充当法官，享受一次又一次拿别人的伤口当谈资的快感。
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质问他们凭什么在法律之外再进行一场“审判”，凭什么给一个已经被宣判无罪、曾经在生死边缘挣扎过的孩子，再次扣上“杀人犯”的模糊标签。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在维护公司形象，而是在漠视人性尊严。可是这种愤怒，在充斥着利益算计和权力欲望的会议室里，显得格格不入。有人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有人却趁机冷眼旁观，心里盘算着风向究竟会往哪边倒。就在这一片混乱和沉默中，投票的时刻一步步逼近，而远在另一处的周遇安，拉上行李箱，推开了那扇她再也不准备回来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