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胶着阶段，一场关乎世界格局走向的隐秘行动在暗流汹涌中悄然展开。一位代号为“笃信者”的美军情报官，肩负着盟军最高机密任务，从远洋基地乘机启程。按照既定计划，他将秘密降落在一处早已安排妥当的临时机场，与当地抗战力量完成情报交接。然而当飞机逼近目的地上空时，地面仿佛一片平静有序，各部门按程序发出降落信号，灯光闪烁，指挥台回应正常，一切看似与盟军事先约定毫无二致。但正是这份过分的“正常”，在暗处埋藏着致命的诡计——这一切，其实已经落入日军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
“笃信者”透过舷窗凝视外面，他虽敏锐，却仍难以察觉那层伪装下的危险。就在飞机准备降落之时，对方地面人员通过电台向机组保证：“跑道安全，可以放心降落。”然而，经验老到的机长在最后刹那从细节中察觉出异常：灯光的排列、信号节奏、地面车辆的布防，都与他熟悉的盟军标准存在细微偏差。这些微小的破绽在他心中迅速串联成一个惊人的推断——机场已经被敌人控制。电光火石之间，机长当机立断，下令立刻拉升，强行复飞。飞机如同一只受惊却坚决的猛禽，挣脱死亡之网，重新冲向夜空。然而，避过了陷阱的正面，却没能完全躲开敌人的暗手。
日军早已在周边布设火力，一旦目标有所异动，便立刻实施攻击。复飞的飞机刚脱离跑道区域，便遭到猛烈射击，机身被打得摇摇欲坠。“笃信者”在震动中被甩向舱壁，肩部受伤，鲜血浸透制服。更为致命的是，飞机的罗盘与部分仪表被击毁，导航系统陷入混乱，飞行方向偏离了原先的航道。机长竭尽全力维持高度与平衡，却接连遭遇来自地面不明武装力量的火力拦截。夜空中，子弹划出一道道冰冷的光轨，仿佛要将这架载着重要秘密的飞机彻底吞没。面对燃油泄漏、动力受损、机体摇摇欲坠的绝境，机长在短暂的沉默后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让“笃信者”跳伞逃生。
“笃信者”强忍剧痛，系好降落伞，从残破的机舱一跃而下，在狂风中急速坠落。身后的飞机拖着火光朝远处海面冲去，最终以一声闷雷般的爆炸撞入大海，随即被无边的黑暗吞噬。据事后统计，机上其余三人无一生还，当场遇难，而“笃信者”则在混乱中下落不明。此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迅速通过秘密电台传至各方。重庆方面获悉盟军要员失踪，震动朝野；日军则意识到一枚极具威胁的棋子正在暗处游离，亟待搜捕；美军高层更是把这起事件视为涉及整体战局的重大危机，立即启动多条线索的紧急应对方案，一场围绕“笃信者”的隐秘争夺战由此悄然拉开帷幕。
翌日清晨，海风裹挟着潮湿的腥味吹向岸边，一个目光呆滞、言语迟钝的痴傻男子在海滩上游荡。他跌跌撞撞间，忽然发现沙石间躺着一名浑身湿透、昏迷不醒的陌生男子——正是从空中跌落后侥幸活下来的“笃信者”。对方衣衫破损、身负枪伤，却仍有微弱呼吸。傻子虽然心智如孩童，却本能地知道对方正徘徊在生死边缘，便费力将其拖离潮水侵袭的范围，艰难地带回村中。而在大洋彼岸，美军指挥部也在紧张行动，他们从众多飞行员与特工中严格筛选，试图挑选出最适合执行一项秘密救援任务的人选——这一任务不仅关乎“笃信者”的生死，更牵连着盟军在远东战场的一整盘战略布局。
与此同时，远在大后方的重庆，电报局的工作氛围愈发压抑而紧绷。在沙沙作响的电报声中，技术人员捕捉到一组特殊的密电，确认盟军代号“笃信者”的情报官在任务途中失踪。电报局的沈处长（张松文饰）从密文中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非同寻常，立刻将情况上报上级，并紧急召开内部会议，部署可能的搜救与接应方案。重庆方面既要设法确认“笃信者”的真实下落，又要预判日军可能利用此事进行情报反制的风险，一时之间，各类密码、地图、情报线索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中交织，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悬疑网。
而在偏远的沿海小村庄，另一场与这场大棋局看似毫不相关却注定交织的风波正在上演。村民少年安儿被当地警察诬陷偷盗海货，几名带着枪的警察不问缘由，粗暴地将他按在地上，口口声声要就地正法。围观的村民愤慨不已，纷纷出面为安儿作证，证明他平日老实本分，断不可能做出偷盗之事。权势与良知的博弈在狭窄的村道里激烈上演。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主持族中祭祀事务的主祭人叶德公（张晨光饰）站了出来。他辈分高、威望重，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语既是为安儿辩护，也是对警察滥用职权的严厉谴责。
然而，在军警权力压迫之下，仅凭言语难以让安儿全身而退。为保住他的性命，叶德公只得退而求其次，借祠堂老祖宗的名义，对安儿施以严厉家法。他当众下令责打安儿，用这种看似残酷的方式，换取警察“法外开恩”。警察在一旁冷笑观望，仿佛欣赏一场闹剧。随着棍棒一次次落下，安儿的惨叫声与村民压抑的啜泣交织在一起，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直到一名警察踱步至队长耳边低声提醒，担心闹出人命难以收场，这才让队长态度一缓，装作宽宏大量地放过安儿表面上，是一场废除死刑的“仁慈”，实际上，则是村庄在强权夹缝中卑微求生的缩影。
就在安儿死里逃生的同一天，那位痴傻男子也悄然回到家中带回的不是渔获，而是那个失血过多、奄奄一息的美国人。痴傻之人的母亲见陌生人伤势严重，衣着又非本地打扮，不由惶失措，只能怀着惧意与善意交织的情，急急忙忙地将此事告知村长叶德公。叶德公闻讯赶来，在昏暗的室内看见了“笃信者”。对方虽然还未完全清醒，但敏锐的警惕天性并未消失。待他醒后，立刻察觉自己身处陌生环境，四周亦非英美盟军控制的区域。他在神志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仍下意识地试图判断自己是落入敌手，还是误入陌生民间世界。
让“笃信者”意外的是，面前这位本地村长模样的老人，竟能用流利的英文与他交流叶德公平静地自称曾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化与语言颇为熟悉。他向“笃信者”简要介绍当下所处的环境：这里是被日军占领的三灶岛，岛上军警严密，任何可疑都会被抓捕、审问甚至就地枪决。也正因如此，“笃信者”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更有可能牵连整个村庄。初次照面，“笃信者并未完全信任叶德公，他对这位突然出现的通英文的村长”保持戒心，一言一行都带着试探。
叶公见他处处防备，并不恼怒，而是冷静指出残酷现实：以他目前的伤势与状况，根本无力单独突围，更不可能硬闯日军封锁线。若想活着离开三灶岛，唯一的办法隐藏真实身份。从这一刻起，他必须放弃“美国军官”的外在标签，学会用中文与人交流，以一名本地中国青年的身份示人。叶德公敏锐地指出笃信者”的肤色与容貌并非典型白人征，更接近亚洲人，如果稍加伪装、刻意隐匿，未必不能在日军眼皮底下暂避锋芒。两人的对话像是一场隐秘的谈判，也是一场关于信任、伪装与生存的艰难博弈。
为了在敌占区争取时间，叶德公决定主动与外界建立联系。他召来儿子，取出家中珍藏已久的信鸽，匆匆写下一暗语重重的简短书信，将“救起一名人”的核心信息巧妙隐藏其中，托信鸽飞向远在重庆的大伯。信鸽冲破云层，跨越海峡，在天空中划出一条秘密通道。重庆方面在拆阅这封隐晦的信件时，立刻联想到近期踪的盟军情报官，敏锐地判断这名美国人极可能就是代号“笃信者”的要员。于是，一支小心翼翼筹建已久的秘密小队被紧急用，他们肩负潜入三灶岛、接应“笃者”的危险任务，在地图前反复推演，准备在日军森严的封锁线中打开一条生路。
夜幕降临之时，重庆情报部门内部的另一条隐藏线索也被悄然拉出。局长一份厚实的档案交到沈处长手中，封皮上写着一个颇具异国意味的名字——“武木一郎”。这名字听起来毫无疑问是日本人档案详细记载，他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本名森，幼年时父亲意外身亡，母亲后嫁给一名日本人，他随继父前往日本生活，改名为“武木一郎”。多年的异国成长让他深谙日本社会的规则与思维方式，沉稳冷静、事缜密，如今已成为日军调查科的调查员，身居大作军衔。然而，档案中更关键的一栏赫然写着：国民党安插在敌方体系内的卧底，代号“伐木工”。他的存在，像一深埋敌腹的利刃，等待恰当时机出鞘。
局长缓缓讲起他的来历。当年，“武木一郎”曾有一次返国机会，在同文书院求学期间，亲眼目睹日本侵略给国带来的战火与创伤，也结识了一批有志青年。他原本内敛克制的性格就此发生转折，逐渐在心底埋下反抗帝国主义的种。在曲折的经历中，他最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C党此深藏功与名，在刀尖行走，多重身份相互交织。一方面，他在日军体系中扮演忠诚的调查员；另一方面，他则是情报战线上的隐形战士，将敌方机密源源不断输送回祖国。
这一天，“武木一郎”正在广播站附近，忽然在一则看似普通的播报中听到了某个极为隐蔽的暗号——那是启动他潜多年的特别信号。听到的瞬间，他神情变，却又迅速恢复平静，悄然离开人群，前往老友陈乔的住处。陈乔家中看似平凡，实则地下室深锁着一台早已蒙尘多年的电报机。多年来，这台机器一直沉寂，仿佛被时间遗忘，如今终于等到重启的时刻。“武木一郎”轻车熟路地打开机关，拂去灰尘，将电报机从沉睡中唤醒。他准备正式启动，为新的任务发送第一道讯号时，突其来的一阵急促敲门声打破了地下室的紧张平衡。
几名警察奉命前来向适龄男子下达招募令，征召他们加入军队或劳务队。表面上是因战局紧所需的人力征调，背地里却也掺杂着对可疑分子的筛查与威慑。“武木一郎”作为战车发动机设计师，有着特殊技术身份，不在征召名单范围之内。但站在门口的警察并满足于简单登记离去，他们敏锐地捕捉到陈乔神情中的慌乱与躲闪，那种隐隐想要遮掩什么的紧张气息，引发了他们职业性的疑心。警察队长面色一沉，强行闯入屋内，光如刀般在房间各处扫视，似乎随时可能发现通往地下室的隐密入口。就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刻，潜伏多年的“伐木工”，必须毫厘之间化解危机，否则，他身后的电报机、来不及发出的讯号，连同彼此交织的地下抗战网络，都将一举暴露在无形的敌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