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浩神情阴鸷，办公室内气压低得令人窒息。他目光如刀，盯着桌上的情报与报告，最终下定决心，冷声命令佐佐木立刻拟稿，将井上“不幸牺牲”的噩耗以官方电文的形式，火速送往井上家族。对外口径必须严谨、冷静、合乎军部规定，但他心里十分清楚，井上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次意料之外又隐约可以利用的变故。与此同时，那位曾在沪上暗巷中颇有名气、自诩能“未卜先知”的半仙算命先生，因为卷入井上突然身亡的风波，被认定为“引起动乱的迷信分子”，在阴暗潮湿的监牢里等来了最后的审判。冰冷的枪声在潮湿的墙壁间回荡，他甚至来不及再为自己辩解几句，就被草草处决，死在一片霉味与枪火味交织的黑暗之中。
而在另一边，远离硝烟与权谋的井上家中，却一度洋溢着和乐祥和的气氛。庭院里竹影婆娑，纸门后传出悠扬的琴音与轻快的笑声，井上父母正为将来儿子升迁的前景而欣慰。直到那封来自前线、盖着公印的信件被恭敬地递上门来，一切欢乐在顷刻间被撕碎。井上父亲颤抖着手拆开信封，看到“战地不幸殉职”几个字时，犹如晴天霹雳，整个人踉跄后退，几乎站立不稳。井上母亲一把抢过信纸，眼前却只剩一片模糊的黑影，撕心裂肺的哭喊打破了宅院的宁静。二人跌跌撞撞冲到门外，似乎想要追逐那已经无法挽回的命运，任由雨水和泪水交织，悲痛如刀，将原本平静的日子彻底撕碎。
此时的叶肇庚，却无心顾及他人命运的悲欢。他刚经历了一场以刺杀大岛浩为目标的壮举，却在最关键时刻功亏一篑。那种从希望高峰跌落至深渊的挫败，让他胸腔里郁结着说不尽的懊恼与愤懑。他带着自己一众出生入死的兄弟，跪在宗祠前，向列祖列宗深深叩首，喃喃自责未能除敌，亦未能保全乡里，既愧对祖先，也愧对那些为此付出鲜血的人。他虔诚祈求先祖宽恕，希望日后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用更周密的谋划为民族争一口气。正在此时，其他帮派、码头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上门，神情复杂地向叶肇庚求证——坊间流言说，日本人要解除多年来严苛的海禁，允许更多船只出入港口，这究竟是真是假？
叶肇庚闻言一惊，他从未听说过此事，第一反应便是怀疑这是某种别有用心的风声。他脸色微变，一方面意识到这则消息在江湖上引起的骚动可能不小，另一方面也警惕其中是否暗藏陷阱。当众人追问之声此起彼伏，他不愿轻易表态，只得稳住局面，先让手下安抚好各方情绪。待人散去，他立即吩咐亲信去请军统沈处长，准备当面详谈。他清楚，这种既牵动民生、又关乎军情的风声，绝非常人所能判断，必须与沈处长联手，一探究竟，既要看清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也要衡量这对叶家和整个江东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久之后，沈处长匆匆赶到叶家。屋内窗户半掩，烟雾缭绕，两人对坐，话题却绕不开那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沈处长面色凝重，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行动暴露得过于突然，很可能队伍中出现了内鬼。毕竟，他本人过去也曾遭遇过类似布局，本以为万无一失，却在最后关头被人从内部出卖，险些连命都保不住。叶肇庚听后眉头紧锁，心中却条件反射般排斥这一推断。他想到自己多年的小弟——耗子，那人跟随他出生入死，情深义重，在他最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叶肇庚几乎是本能地反驳，坚决不信耗子会背叛，坚定认为兄弟之间的义气不会被钱财和威逼轻易动摇。
话题在这份争执间暂时搁置，两人只得将注意力转回到“海禁解除”的流言上。沈处长仔细打量这些风声的源头，越想越觉得蹊跷：日本军方若真有此计划，必然伴随周密的宣传与配套措施，不可能只是如此零碎地在江湖上流传。他推测，这很可能是日军刻意放出的烟幕，目的或是试探各方反应，或是引蛇出洞。他当即表态，会联系澳门站的同事，从海路和情报渠道双向摸底，一旦有确切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叶肇庚，以免被动挨打。同时，他也提醒叶肇庚，在官方消息未明之前，切勿轻易借此做文章，更要防备有人借“海禁”之名，暗中布局。
送走沈处长后，叶肇庚回到内院，心里却难以平静。沈处长关于“内鬼”的分析如同一根刺，牢牢扎在他心里。越是回想那日行动中的细微变化，他越发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劲：某些安排过于巧合，某些失误又显得太过“及时”。他想起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想起他们平日的言行，心中逐一点过，却始终不愿将怀疑落在某个熟悉的身影上。即便如此，那层不安仍如阴云般笼罩在他头顶，让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信任每一个兄弟。
叶家的老管家是看着叶肇庚长大的老人，向来眼观六路、心细如尘。最近一段时间，他也察觉到院中有一人举止异常，总是鬼鬼祟祟，半夜里独自外出，又频繁打听一些与自己无关的机密。管家不动声色，将这些细节记在心中，暗自展开调查。他没有贸然禀报，而是想先摸清那人的来往与接头对象，以便在关键时刻给少爷一个确凿的答案。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荣泽作也在展开自己的筹谋。他的副将带着丰厚的酬劳与近乎威胁的语气上门，旧事重提，逼迫荣泽作为日本人再效一次死力，要他想方设法查清安澜堂向外传递情报的渠道。若敢拒绝，不仅之前的暗账会被翻出，连他身边的人也难保平安。
城中暗流涌动之际，叶龙侠收到了大伯叶德公从囚禁之地辗转送来的密信。信纸虽经多次辗转，已有褶皱，却字字锋利，透出叶德公深邃的谋略与冷静的判断。他在信中既关心家族命运，又洞察时局微妙变化，对所谓“解除海禁”的消息尤为警惕，认为这极可能是日本人用来筛选与控制民众的又一套手段。叶德公在信末叮嘱叶龙侠，凡事不可轻举妄动，务必要等叶碧莹平安归来，再与她详加商议，斟酌利弊之后再给他回信。只有三人合力，才能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博弈中尽量减少损失。
不久后，武木一郎与叶碧莹一同回到叶家。旅途的风尘尚未拂尽，桌上那封密信已经静静地等着他们。叶碧莹拆信朗读，每一句都仿佛大伯在耳侧低语，让他们看清这局势背后潜藏的险恶。读到“海禁将解”的传言时，武木一郎眉头越皱越深。他在日本人的军政体系中摸爬滚打多年，深知对方行事从不慷慨，更不会无缘无故解开一个足以控制贸易与信息流通的枷锁。他极力压下心头的不安，却不得不承认，这更像是一张精心铺设的网，用来套住那些急于出海、谋求生路或联络外界的人。
武木一郎十分清楚，自己肩上背负着复杂而危险的任务，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身份本就如履薄冰。一旦贸然插手“海禁解除”之事，不仅可能暴露自己的真实立场，也可能被日本军部怀疑为内线，更会牵连到叶家以及背后无数无辜百姓。因此，他内心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挣扎：是袖手旁观，避免动摇既定任务，还是冒险介入，帮助叶家和江东同胞看清这场阴谋的真相？叶碧莹见他沉默不语，只能暂且压下疑虑，与他约定等更多情报汇总，再作决定，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酿成大祸。
与此同时，被囚禁许久的叶德公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某日，他被押解着与汤炳辰秘密会面。两人对坐在昏黄灯光下，叶德公神色凝重，开门见山地提起“海禁解除”背后的蹊跷。他拿出那份被“善意”解释为优惠政策的名单，语气冰冷地指出，一个真正面向民众的名单，不可能完全没有日本人的名字。这样的“绝对排除”，恰恰暴露了其真实用意——就像当年日本人以办理“良民证”为名，挨家挨户登记居民信息，表面上是为安全管理，实际上却是在为后来的大屠杀做准备。那场血案至今仍如梦魇般萦绕心头，如今这份名单的格式和做派与当年何其相似，简直如出一辙。
叶德公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句句敲打在汤炳辰心上。他提醒汤炳辰，若再轻信日方的“善意安排”，极可能再一次成为帮凶，置无数无辜百姓于死地。他希望汤炳辰能利用自己的职位与便利，再去多方打探，不要被几句糖衣炮弹迷惑，更不要只看表面上的“开放”和“利民”。只有揭开这层假面，才能及时阻止一场即将酿成的大祸，让江东百姓不再重蹈覆辙。
就在叶家为时局四处奔走之时，汤菊儿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她匆匆赶到叶家，专程找到武木一郎，将井上尸检的所有细节一五一十地说出：从尸体上的弹道方向，到死亡时间的推算，再到现场留下的细小痕迹，她尽可能准确地复述每一个细节。武木一郎听得极为专注，不时在心中对照那日的行动路线，反复推演可能暴露的环节。他知道，任何微小的矛盾都有可能让日方察觉异常，因此必须在事后构建一份严丝合缝的说辞。
在长时间的推理与比对后，武木一郎终于得出一套相对安全的叙述逻辑。他叮嘱汤菊儿，一定要牢记他为她“重写”的说法，在之后可能的询问与盘查中保持前后一致，不可多说一句，也不可少说一句。他承诺，会以“前往医院慰问伤员”的名义出面，为她做掩护，在医生、警备和日本军官之间周旋，最大限度地淡化这场事件中引人怀疑的部分。只要他们的说辞在细节上经得起推敲，就有机会从日本人的反侦察视线中脱身，让真正的幕后布置得以继续运转。
夜深人静时，汤炳辰独自一人回想起白日里叶德公的分析，心中惊出一身冷汗。他蓦然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又重走当年的老路，成为被历史唾弃的“千古罪人”。这些年来，他在日本人的威逼与利益诱惑下，做了许多违心的事情，虽偶有犹豫，却总是用“身不由己”来安慰自己。然而，当叶德公将那场大屠杀与如今的名单相提并论时，他才真正看清自己正被一步步推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这一刻，汤炳辰心中一道久违的清明被点亮。他不再想为日本人卖命，但他也明白，有些局面并非说退就能退身事外。这一次，他反而必须硬着头皮去参加有关“海禁解除”的会议和活动，因为只有亲自深入内部，亲耳听到日本军政高层的真实意图，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安排这份名单，才能弄清楚所谓“开放”背后的真正目的。对他而言，这已不再只是任务，更是一种赎罪的开始。
他暗暗发誓，如果能从这场风暴中带回确切的证据，就要想方设法将真相传递给叶德公、叶肇庚以及所有仍在抵抗的人，好让江东父老提前有所防备，不再像当年那样在浑然不觉中走向屠场。只有这样，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后人回首这一段血与火的岁月时，他才能勉强抬头，告诉自己并非完全站在黑暗的一边。而风雨欲来的江东，在大岛浩的阴谋、叶家人的谋算、日本人的冷酷和各方暗线交织下，正被悄然推向一个无人能预料结局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