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国看着李连宝和王春生，你一句我一句，明里暗里把话题往“困难”“没钱”“不合适”上拐，心里早就明白这两个人是在刻意搅浑水，不想让事情顺顺当当地落在童秋头上。他沉吟片刻，忽然打断了两人的话头，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既然都说为小姑子好，那这别墅我就直接买下来，写在童秋名下。”这一句话，像石子砸进湖面，瞬间把屋子里的空气震得一静。谁都没想到，他会出手得这样干脆利落——不是借，不是合作买，而是“送房子”。童秋整个人愣住，心里先是不可置信，随即被一种从天而降的安稳感包裹住，仿佛一直压在肩上的生活重担，被人一下子替她扛去一大半。
从售楼处出来，夕阳已经把街道镀上一层橘色的光。车子缓缓在路上行驶，童秋坐在后排，手里攥着合同复印件，心还悬在嗓子眼。马卫国看了她一眼，忽然说：“房子的事情就这样定了，后面装修我来安排。还有，你如果愿意，就把现在的工作辞了，回家专心照顾小姑。工资我按你现在收入的两倍给你，每个月准时打到账上。”这话一出口，前排的王春生和李连宝几乎同时回头，脸色一下变了。两人心里涌起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羡慕”，而是刺痛——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拿钱砸人，用赤裸裸的优越感来羞辱人，拿“施舍”当恩情。他们嘴上没说得太难听，但那种被富人居高临下看待的愤懑，却让他们一句好话都说不出口。
然而坐在后排的童秋，心情却完全不同。她很清楚，自己不是没有自尊的人，可现实残酷又具体——家里有一摊子事要她扛，小姑生病需要人全天陪护，父母年纪大了，随时可能有新的开销，而她的那点工资，除了每个月的水电房租，所剩无几。公司里绩效越来越难拿，单子越做越累，最后到手的奖金却越来越少。对她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家里还能不能撑得住的问题。她明白王春生和李连宝生气的点，也知道他们眼里“体面”的重要性，可站在她自己的处境里，她更看重的是眼前这条能让全家松一口气的路。所以在车里短短几十分钟里，她在心里反复衡量，最终还是接受了马卫国的安排——这不是一笔买卖，而是她不得不抓住的救命稻草。
晚上回到家，童秋刚推开门，父母就迎上来，问她一天的情况。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马卫国买别墅、劝她辞职照顾小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老两口听完，相互看了一眼，表情出乎意料地平静，甚至带着几分“理所应当”的味道。母亲一边往厨房里走，一边嘴里嘟囔：“人家条件好，肯帮忙就好，你也别想那么多。”父亲更干脆，拿出烟点上，模模糊糊地说：“有房子住就行了，还想啥？”童秋的女朋友此刻也在，她本以为女朋友会和自己一样复杂，替自己心疼、替自己不安，没想到对方只是淡淡地问了句“真的吗？那挺好啊”，随即在提到马卫国时，还隐隐透出几分讨好——仿佛新房子、新生活，都是理所应当要依附在那个有钱男人身上的东西。这一刻，童秋心里猛地一沉，原本的感激和轻松，被一股说不清的酸楚顶得满满的——原来在他们眼里，她的选择没有尊严的挣扎，只有“赚到了”和“别矫情”。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客厅里，气氛则复杂到极点。张晓诗带着大包小包上门，与李静和金彤见面，特地给两人挑了几套新衣服。她笑着说是“顺路看到的，适合你们”，语气轻松，却明显带着讨好和拉近关系的意味。李静接过衣服，眼睛一下子亮了，不一会儿就兴冲冲地跑到房间里换上。镜子前，她反复端详着自己，转身、摆头、抹平裙摆，竟有种少女般的兴奋。她专门走到王春生面前，轻轻转了一圈，期待他哪怕随口夸一句“好看”。可王春生正愁云满面，一心都栓在儿子王飞身上，对她这一番打扮几乎没有反应，只是敷衍地点了下头，目光很快又飘向窗外。
李静脸上的笑意一点点褪下去，她心里明白王春生最近压力很大，也知道这个家因为一个叫马卫国的人，起了无数波澜。但即便如此，她仍然渴望在这些鸡毛蒜皮的日常里保留一点小小的浪漫和被在意的感觉——哪怕只是一句“挺适合你”。然而此刻，所有心绪都被王春生的沉默击得粉碎。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又沉重，金彤在一旁看着，既不敢插话，也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只能故作若无其事地低头摆弄着手里的礼物。
第二天放学后，王春生照例去学校接王飞。他最近对儿子的关注近乎苛刻，几乎想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训练、锻炼、补习、作业，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就忍不住想塞点什么进去，好像只要这样，他就能弥补当年坐牢缺席的那段父子时光。今天他特意带王飞去了学校附近的操场，打算陪儿子多做些体能训练。王飞一开始还勉强配合，跑了几圈之后，气喘吁吁，终于忍不住停下来。更让他难受的，不是腿上的酸胀，而是那种“怎么做都不对”的窒息感——无论他跑得多快，父亲那双目不转睛盯着他的眼睛，总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儿子，而是一件随时可能“报废”的物件。
终于，在又一次被催促“再跑两圈”的时候，王飞爆发了。他停下脚步，摊开双手，对着父亲咆哮：“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哪儿都不好？是不是只要我有一点不一样，你就要怀疑？你这样天天盯着我，我都快疯了！”王春生被吼得一愣，刚要开口解释“我是为你好”，王飞却抢先一步，把压在心底许久的真相说了出来：“那个咖啡厅的补习班，是我举报的！我不想你总把希望都寄托在那种地方，我也不想你总拿自己的事压着我！”话一说出口，父子两人之间的空气像被冰水泼了一样凝固起来。
王春生的脸色瞬间变了。他想象过无数种可能，却没想过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竟然是自己天天念叨着要“成才”的儿子。他怒火一下窜上头顶，愤怒、失望、被背叛的感觉混在一起，理智像被抽走一样。他几乎没多想，抬手就给了王飞一巴掌。清脆的响声在操场边回荡，王飞被打得一愣，随即死死咬住嘴唇，眼眶却倔强地一滴泪也不肯流。父子俩就这么对峙着，一个胸口剧烈起伏，一个满脸的冷意和受伤，明明是最亲近的人，却像站在两条永远不会再相交的线的两端。
晚上回到家，家里安静得出奇。王飞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灯只开了一盏小台灯，光线昏黄。他躺在床上，眼睛却睁得大大的，耳朵竖着，听着外面客厅偶尔传来的脚步声。他不想出去，也不知道出去该用什么表情面对父亲。他一遍遍在心里骂父亲“病态”“控制欲强”“心理有问题”，却又在骂完之后，默默摸一摸自己脸上还隐隐发烫的印子，心里酸得说不出话来。门外，王春生站了很久，终于还是抬手轻轻推开了门。
王春生以为儿子已经睡着了，便脚步放得极轻。他站在床边，看着王飞背对着自己蜷缩着的身影，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愧疚。他低声说：“今天的事，是我冲动了……我只是……不想你走我以前那条路。”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提到“坐牢”两个字时，刻意绕开，但那段黑色的过往，像一道永远抹不去的阴影，牢牢缠在他和儿子之间。他坐在床边，一点点回忆当年的荒唐与代价，轻声和“睡着了”的王飞讲起自己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又如何在高墙里夜夜想儿子。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哽咽起来。
被子里的王飞，其实一直没睡。他紧紧攥着拳头，指节都捏白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父亲从不愿提起的那段过去，在今晚忽然以这样坦白又脆弱的方式说出口，让他的恨意不自觉松动了一点。他仍旧不回头，也不想马上原谅，可在王春生离开前那句“我怕你以后会怨我”落下时，他的眼眶终于控制不住地红了——原来，那个总是严厉、沉默的男人，也会这么害怕被自己的儿子讨厌。
第二天上班，童秋刚进公司，就被行政叫到办公室。主管拿着几份客户资料，表情公事公办地说：“这几个长期客户，公司决定转给其他同事负责。还有，你今年下半年的绩效奖金，暂时取消。”语气虽淡，却冷得像一盆冰水。童秋愣在原地，半晌才反应过来——这些客户都是她前几年一点点跑出来的，如今说转就转，一点余地也不留。她追问理由，对方含糊其辞，最后才挤出一句：“邱总那边对你的反馈……不是太好。公司不想失去他这个大客户，只好在你这边做点调整，希望你能理解。”
原来如此。童秋心里一片发凉。那个一次次用“合作”为借口接近她、言语动作越来越过界的邱总，因为她坚持保持距离，便跑到公司“打小报告”，说她不懂事，不给客户面子。公司自然不会真去深究事情的真相，只看重对方一个“长期大客户”的身份，于是干脆利落地牺牲掉她的利益，以讨好对方。奖金没了，客户没了，她几乎成了团队里最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下班时，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工作像一堵高墙，逼得她连喘气的缝隙都没有。
晚上回家，童秋把包往沙发上一丢，整个人陷进沙发里半天不说话。心里关于辞职与否、是否完全接受马卫国那份“薪水”的天平，又开始剧烈摇摆。就在她想着要不要找一个人说说话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张晓诗发来的消息——关于去西安工作的计划。张晓诗已经等了她好几天，需要一个明确的答复。电话那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爽朗：“秋秋，机会难得，我这边已经帮你问好了，西安那边等你一个准信。你要是同意，咱们就收拾收拾走人，换个城市，重新开始。”
童秋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西安，意味着离开这个纠缠不断的城市，离开马卫国，离开这些复杂的人情债；但也意味着离开小姑、父母，还有这个她一手操持到勉强稳定的家。她不想让张晓诗失望，更不想眼睁睁看着朋友一个人去闯天下。可当张晓诗在电话那头追问：“你到底怎么想？给句话行不行？”时，她却只觉得心里乱成一团。最终，她用最笨拙的方式躲开了这道选择题——装作很困的样子，说了一句“我先睡了，明天再说”，匆忙挂断电话，把自己缩进被子里，仿佛躲进一个狭小却暂时安全的壳里。
另一边，王飞对父亲的怨气却越积越深。他在同学面前硬撑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却用“心理变态”这样的词形容父亲的控制欲。他始终相信，父亲今天的一切异常行为，都源于当年那段坐牢的经历——而导致父亲坐牢的人，正是那个如今出入家门、大把撒钱的马卫国。对王飞来说，马卫国不是“恩人”，而是毁掉他童年的罪魁祸首。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对这个人客客气气，甚至带着几分巴结的意味。
于是，在一个深夜，王飞悄悄起床，摸到马卫国房间门口。他不敢真的闯进去，只是在门外故意制造各种响动——踢踢墙，拨弄门把手，来回走动。那一刻，他并不是真的想做什么恶作剧，只是想用这种幼稚又隐晦的方式，报复这个让他厌恶的人，让他也睡不好，心里不安。恰巧路过的金彤看到了这一幕，吓了一跳：“王飞，你在干吗？”话音刚落，房门“咔哒”一声被打开了。
门内走出的马卫国，没有想象中那种被惊醒的暴怒，反而显得出奇平静。他看着王飞，又看了看有些局促的金彤，似乎一眼就看穿了这小孩在发泄不满。不同于王春生的暴躁，他选择坐下来谈。他示意金彤先回房休息，自己则带着王飞走到客厅，倒了两杯水，慢条斯理地说起话来。他直接责备王飞，而是绕着圈子，问他对父亲有什么看法，又问他对“坐牢”这件事究竟有多恨。他听完王飞的控诉，才缓缓说：“你父亲的确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可他对你的心，从来没变过。”
那一夜，马卫国像一个旁观者，又像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长辈，用一种既带又带策略的方式开导王飞。他很清楚父子那道鸿沟有多深，靠几句空洞的大道理没用，于是他换了一个角度：“要不这样，我帮你。你跟着我试一段，我保证你可以从另一个视角，看你爸到底在怕什么、想什么。你愿不愿意试一试？”随后，他又特意带着王飞去敲了王春生的房门，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说自己可以帮忙“调节父关系”。
王春生起初极度排斥。他对马卫国的戒心从未放下，甚至隐隐有种“儿子被抢走”的危机感冷冷地说：“不用麻烦你。”可王飞却出意料地坚持，第一次在父亲面前如此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意愿：“我想试试。”他的态度坚决得连马卫国都愣了一下。父子两人对视许久，王春生最终还是妥协了——不是因为他完全信任马卫国，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不到让儿子心甘愿地跟在身边了。与其继续僵下去，不如放手试一试，哪怕这条路未知又危险。
第二天清晨，马卫国准时开车在楼下等人。王飞背着书包坐车，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他以为所谓的“帮忙”，大概是带他去见见所谓的成功人士，或者安排一些严苛的训练课程。可事实完全相反马卫国的“方法”简单粗暴得近乎奢侈吃最好的、玩最贵的、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仿佛要在最短时间内，让王飞体验一个普通少年难以想象的“上等人生活”。
他们去了高级会所，去私人影院，吃了时只能在广告上看到的西餐，逛了动辄几万一件的奢侈品店。马卫国不止自己买，还大手一挥，让王飞挑。他像一个毫不吝啬的干爹”，对价格毫不在意，反而仔细观察着王飞的反应。当看到王飞从一开始的不安、拘谨，到后来眼睛发光、逐渐习惯这种被消费感包围的感觉时，他的嘴角微不可察地勾下——他知道，自己已经在王飞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个样子。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卫最后把整袋奢侈品塞给王飞，让他第二天回学校，主动分给同学们。“你放心，有人记得你送给他们的第一件好东西，以后你说话，他们会听。”他半真半假地说着，看似随意，实则心里盘算得一清二楚。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被同学羡慕、被人追捧，比任何大道理都更有吸引力。果然，当王飞拿着那些鞋子、衣服、耳机出现在教室，同学们惊讶、兴奋的目光，几乎让他有种飘在半空中的错觉。
不久之后，关于“王飞出手大方”“他家背景不简单”的风言风语就在学校里传开了。靠拢，有人巴结，王飞很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需要感”。在这样的氛围里，他难免对父亲那些“节省”“踏实”“不要乱花钱教导生出逆反心理——在同龄人眼中风无限的自己，回到家却被限制、被教训，他越来越无法接受这种落差。
远处看着这一切的王春生，还有一直在一旁观望的李连宝，都感到深深的不安。李连宝皱着眉说：“你看，孩子现在天天跟着他吃喝玩乐，哪还有心思学习？”他不懂卫国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只觉得这种用钱堆出的世界，迟早会把王飞拖到一个他再也拉不回来的地方。而王春生则更加矛盾——他一方面嫉妒又警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失和儿子平心静气说话的能力，只能看着王飞一步步被那个曾经让自己坐牢的人牵着走。至于未来，这一切会把他们推向怎样的深，没有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