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烤鸭店出来时，傍晚的风还带着一丝油香的气味，街边灯箱刚刚亮起，映得人行道上一片暧昧的光。李连宝牵着媛媛的小手，另一只手拎着刚买好的打包，一大一小正打算回家，凯文却突然出现在店门口。他神情自信，手里举着两张刚到手的音乐会门票，那是媛媛盼望了很久、在电视上看到都会眼睛发亮的世界级音乐会。凯文笑着说要带媛媛一起去，语气里装作轻松随意，事实上却隐藏着他一直以来的打算——通过这种近乎完美的“父爱”和物质条件，逐步拉开李连宝和孩子之间的距离，让自己在媛媛心里，成为那个更“体面”、更“合适”的父亲形象。面对音乐会门票，李连宝一开始本能地拒绝，他不愿意让凯文轻易地把媛媛带走，更不愿意看着女儿在利益和情感之间被迫做选择。然而音乐会又确实是孩子心心念念的愿望，他也明白自己不能随意代替女儿拒绝这个诱惑。纠结和自卑同时涌上心头，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真正做出选择的是媛媛。她抬头看了一眼凯文又看向李连宝，小小年纪却显得异常坚定。她礼貌地谢绝了音乐会门票，不仅说要陪在李连宝身边，更是主动表达自己不想移民出国的想法。她说得很认真：自己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离不开爷爷、奶奶，也离不开爸爸，更不想因为去一个陌生的国家而失去眼前的亲情。媛媛的话虽然稚嫩，却像一记重重的锤子，敲在了李连宝的心上，也敲散了他心底那一点点自卑。原来在女儿眼里，真正重要的不是豪华的音乐厅和耀眼的舞台，而是谁愿意在普通的每一天里陪在她身边。听到女儿坚定的话，李连宝那种被对方“比下去”的压抑感突然缓解了，心里第一次真正踏实起来，有了一种“我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底气。他站直了身体，不再畏缩。
就在这时，马卫国也从烤鸭店里走出来，刚好撞见凯文和李连宝因为孩子的问题僵持在门口。他大致听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毫不犹豫站在李连宝这一边，说话带着一贯的直爽，话里话外都在维护连宝的父亲身份和尊严。面对两个男人的态度，以及媛媛明确的拒绝，凯文脸上的笑意逐渐僵硬。他原本打算利用音乐会门票作为突破口，没想到反而把媛媛的立场逼得更明朗。见实在没有办法带走孩子，凯文只得压下不满，勉强保持风度地告辞离开。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李连宝心里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在这场看似不对等的较量中，他并不是彻底的失败者，因为女儿已经率先做出了选择。
夜色渐深，另一边的小区楼顶天台上，气氛却与楼下的热闹截然不同。李静带着媛媛来到天台，本想透透气，却发现王飞一个人站在边缘，怀里抱着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物盒，眼神空洞又难过。见状，李静敏锐地意识到不对，轻声上前关心，问他是不是又为感情的事闹心。媛媛则被王飞手里那个精致的礼物盒吸引，好奇心驱使着她凑过去，伸手拿起礼物盒端详，不停地转来转去，把它当成了新奇的玩具。王飞心情低落，因失恋而情绪失控，他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突然爆发，一把抱住李静，把她当作母亲一般紧紧抓住，眼圈通红，试图从这种拥抱里找到一些安慰和依靠。
然而就在这略显尴尬又心酸的场景中，意外发生了。媛媛在把玩礼物盒时，手一滑没拿稳，匆忙之中竟将礼物盒从天台边缘扔了出去。盒子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随即重重摔在楼下的地面上，伴随着一声不算响亮却格外刺耳的闷响。盒盖弹开，里面原本精心摆放的礼物散落一地，尤其是一张写满真心话的表白卡，孤零零地躺在路边。恰好此时，正在烤鸭店门口闲聊的三兄弟注意到了从天而降的礼物盒，顿生好奇，上前查看究竟。他们拾起地上的卡片和礼物，顺着字迹看下去，这才发觉礼物竟然是王飞准备的，而且那张卡片写清楚了收礼人的名字——金彤。
三兄弟你看我我看你，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王飞一直默默喜欢着金彤，只是没有说出口。卡片里那些略显笨拙却真诚的表白，让他们又感动又有些唏嘘。正当他们围着这张表白卡大声感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王飞的心思时，突发状况再次发生——马卫国的脸色突然发白，脚下一晃，整个人毫无预兆地倒了下去。那一瞬间，所有笑声戛然而止，空气仿佛都变得凝固，周围只剩惊呼声和慌乱的脚步声。没人再顾得上礼物和表白卡，三兄弟手忙脚乱地将马卫国抬起，急急忙忙往医院赶去。
赶到医院后，急诊室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走廊的灯白得刺眼。王春生一边处理住院手续，一边心里涌起前所未有的恐慌。他非常清楚马卫国的病情已经拖不起，之前还能抱着一点侥幸，但这一晕倒，就像是身体发出的最后警告。等到有关签证的事情有了眉目，他当机立断，对李连宝说：等签证下来，必须一起去美国，哪怕再辛苦，也要亲自找到哈佛的教授，拼尽全力为马卫国争取一线机会。在王春生心里，美国和哈佛就像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只要抓住，也许就有奇迹。
然而，李连宝知道，关于“哈佛教授”的那条路，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谎言上的。他终于鼓起勇气，把真相告诉了王春生——所谓“童秋认识哈佛教授、能帮忙联系权威专家”这件事，其实根本不可信，有关贾教授的事情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听到这个消息，王春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震惊又愤怒，第一反应不是原谅，而是责怪，责怪李连宝早就知道事情有漏洞，却又迟迟没有开口，害他一直抱着虚假的希望。他的情绪极度复杂，既是对童秋的不满，也是对现实残酷的无力感。
不久，马卫国从昏迷中醒来。三兄弟推门进入病房时，脸上都挂着刻意挤出来的笑容。王春生明白，不能让马卫国感受到任何沉重的气氛，于是刻意装出一副云淡风轻、轻描淡写的样子，用各种日常琐事来掩饰内心翻涌的担忧，拼命扮演着“什么大事都没有”的角色。与此同时，金彤也拎着刚做好的饭菜赶到医院，她一边张罗着给马卫国布菜，一边听着屋里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表面上看似随意，实际上却在用心观察每一个人眼神里的异样。
趁着其他人暂时离开，马卫国和小齐单独聊起了心事，牵扯到他对金彤的感情、对自己病情的隐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无奈。这些对话虽然压着声音，却还是被在门口徘徊的金彤听了个七七八八。她这才彻底明白马卫国的顾虑——原来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而是因为生病，不敢轻易承诺，更不敢影响金彤的前途。之前她刻意装出的那副“很生气”的样子，其实是一种逼迫，一种希望对方说出真心话的考验。此刻真相浮出水面，两人之间横亘已久的误会被慢慢打散。金彤没有再继续生气，而是主动走进病房，轻声安慰马卫国，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拆穿了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再次和好。她坦率承认，自己之前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决绝，就是想逼一逼他，让他尽快正视自己的感情，承认自己其实很喜欢她。
与此同时，王飞那边的阴霾也一直没有散去。王春生和李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两人相约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好好和儿子谈一谈，不仅是为了开导他走出情伤，也是希望他能重新振作起来，把生活重心从失恋的阴影中拽回来。不久之后，王飞也正式向父母摊牌，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决定要报考医学院。这个决定既是对自己的重新规划，也是受到了家里的影响——在经历了身边亲人患病、出入医院的种种之后，他对医生这份职业有了更具体、更深切的感受。
另一边，王春生则把全部的精力再次拉回到马卫国的病情上。他找到主治医生，试图从专业角度了解最坏的情况。医生并没有给出太多安慰，反而用极为理性的口吻说明：如果选择手术，风险非常大，成功率和术后恢复都充满变数；可若只做保守治疗，照目前的发展推测，马卫国大概只剩下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冷冰冰的数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王春生心里。他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时，整个人显得格外沉重，仿佛一夜之间老了许多。理智告诉他要镇定，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发紧，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先把手续办好，准备替马卫国办理出院，让他暂时离开冰冷的病房，回到熟悉的家里。
回到家后，三兄弟围在马卫国身边，一个忙着倒水，一个端着药盒，另一个帮他收拾房间，比往常更加殷勤和细致。他们想用这种日常的照顾来掩饰各自心中的不安，却适得其反，反倒让马卫国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对突然被“重度关怀”的状态很不适应，一方面感动于兄弟们的心意，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被当成时刻需要呵护的病人。他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大家这样围着自己，会弄得他都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只想让家里恢复原本那种自然、随意的气氛。
与此同时，童秋的人生却滑向另一条艰难的轨道。因为之前的错误，她丢掉了原有的工作，只能不停地去其他银行投简历面试。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如今各家银行招聘都要做严格的背景调查，一旦翻出她过去那段不光彩的履历，她就注定被拒之门外。无论她如何努力包装自己、调整状态，过去犯下的错仍然像一道抹不掉的印记，时时刻刻挡在她面前。每一次面试失败，都是对她一次无声的审判。她在城市的写字楼之间奔波，鞋跟磨损、简历折角，却一次次带着笑容进门，又带着失落离开，心里明白，这不是短时间就能翻篇的事。
某天，李连宝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消息：媛媛已经“同意了”。对方的语气轻描淡写，却让他心里猛地一沉。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赶往孩子现在住的地方，满脑子都是“是同意了什么”“是不是移民的事”“是不是要跟自己分开”之类的问题。到了孩子家中，他看见媛媛，试图从她的表情里读出些什么。终于，在大人的追问和谈话中，他亲耳听到孩子说出“要移民”的字眼。那一刻，他像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先前因为女儿站在自己这边而生出的那点自信与底气，顷刻间支离破碎。他知道这并不完全是孩子的选择，更多是大人们在背后做出的决定，但当那几个字从媛媛口中说出来时，他依然无法避免那种被现实宣判的无力感。
夜里，城市的灯光逐渐黯淡，街道安静下来。李连宝开着车，几乎是在习惯的路线中，驶向了董倩家楼下。他仰头看着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一次次拿起手机，又一次次放下，最终还是没有鼓起勇气联系董倩。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仪表盘的微光闪烁，他靠在座椅上，默默消化着这一天经历的种种：孩子可能即将离开、与凯文之间无形的较劲、对未来的不确定……所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又退去，留下的是漫长的沉默。
同一时间，另一处楼顶的天台上，王春生也在和自己较劲。他独自一个人站在夜风中，将白天从医生那儿录下的谈话反反复复地播放。手机里是医生冷静而专业的声音，反复提及“高风险”“三个月到半年”等字眼，每一次重复都像在啃噬他的神经。他背对着城市灯光，肩膀微微颤抖，眼眶一点点湿润。平日里那个能扛事、能说笑、能照顾一大家子的长兄，此刻终于卸下所有伪装。黑暗中，他再也抑制不住胸腔里的悲痛，眼泪失控地涌出，整个人在无人的天台上，失声痛哭。那一刻，他不是在为自己软弱，而是在为那些可能来不及实现的愿望、那些还没说出口的话、以及那个随时可能被命运夺走的兄弟，痛到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