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沉，高原的风从帐篷缝隙里挤进来，吹得灯影摇晃不定。多杰辗转反侧，始终无法入睡，耳边仿佛总有隐隐约约的呼声，从远处冰川与草原相接的地方传来。他索性披衣坐起，点了一根烟，却听见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白菊也没睡，她掀开帐篷帘子走进来，脸上带着被夜风吹得微微发红的颜色。她看见多杰的样子，半是心疼半是无奈，坐到他身旁，问他是不是又做梦了。多杰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沉默地看着火光，过了一会儿才说，他梦见了卓玛，梦见她站在博拉木拉的山风里，冲他笑，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那种让人心里发酸的眼神望着他。这个梦反复缠绕着多杰，让他很难分清是记忆，还是命运在提醒什么。
他对白菊说起这段往事：关于博拉木拉可以采矿的消息，是卓玛用生命换来的。那是一次看似偶然的意外，但对多杰来说，却像一柄刀，永远扎在心里拔不出来。卓玛是这片土地的孩子，她在这里长大，对山、对河、对草原有着近乎本能的信任和依赖，可她临死之前，却把那个能够改变玛治命运的消息交给了多杰——山里蕴藏着巨大的矿藏，可以为贫困多年的县城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多杰不知道，她是不是理解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勇气扛起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明明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久的人，为什么对于博拉木拉的观念会截然不同？对有人来说，它是一座“富矿”，一座打开后可以让无数人一夜之间脱贫的宝库；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神山，是生命的源头，是不容触碰、不能被亵渎的存在。
白菊静静听着，没有插话，直到多杰说完，她才轻声开口。她说自己不懂那么多大道理，更计算不来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精确比例，也不知道经济学家们嘴里那些复杂的词汇真正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自己为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巡山队每天冒着严寒风雪在保护区巡逻，为的是让藏羚羊可以安心迁徙，让脆弱的高原草甸不会被轮胎和铁器撕碎，让这片土地能按着它几千年形成的节奏继续呼吸。她为此骄傲，也为多杰骄傲。她说，多杰其实早就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他扛起了别人不愿意扛的责任。即便这样的选择意味着被误解，被质疑，甚至被孤立，他也没有退缩。正因为如此，老韩才一遍遍说，白菊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而多杰则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队长”，即便他有时沉默寡言，甚至看上去有些倔强。
老韩私底下曾半打趣半认真地感叹说，他只敢说白菊像个“副队长”，因为在他的心里，队长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杰。巡山队靠的是一种说不清又看得见的信任——暴风雪中一声呼喊就知道对方在哪里，枪响之后一秒钟就能判断出危险来自哪一面。这样的默契不是规章制度写得出来的，而是无数次并肩作战换来的。白菊起初只是一个有热情、有冲劲，却不太懂得如何协调队员的年轻人，如今她在处理事情时的冷静与坚决，让老韩看在眼里，也让多杰暗自欣慰。可越是这样，多杰心里反而越沉重，因为他清楚，他们所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偷猎、走私，而是关乎整座县城未来方向的选择。
不久之后，县委领导班子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讨论到底是向市里提交开发区报告，还是保护区报告。这不是那种可以在茶桌上拍板的小事，而是将决定玛治县未来几十年道路的大事。经济统计表摆在桌上，财政收入的窟窿、基础建设的落后、民生保障的压力，无不清清楚楚。林培生作为县里的副县长，先后提出了两个提议：一是将博拉木拉区域整体规划为国家级开发区，引入外资和大型矿业集团，对矿藏进行系统开采；二是采取“开发与保护并行”的有限开发方案，在设定的范围内适度开采，剩余区域严格保护，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然而，这两个提议都被多杰一一否决。
在多杰看来，保护和开发在纸面上或许可以共存，但在现实中往往难以两全。尤其对玛治县而言，“适度开采”“科学利用”这些写在汇报材料上的词，听起来很好，但要落地实施，谈何容易？以县里现有的技术条件和人才储备，别说什么精确评估环境承载力、建立完备的生态监测体系，连最基础的监管力量都捉襟见肘。博拉木拉是一座宝库，这一点他并不否认；然而，一旦打开这座宝库的大门，里面涌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矿石和金钱，还有与之而来的欲望与贪婪。当利润能达到百分之三百时，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甘冒被绞死的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无数地区血淋淋的教训。多杰不愿意，让玛治成为下一个被写进报告里、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名字。
在林培生的建议下，讨论很快进入民主投票环节。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窗外的天已经由暗蓝变成铅灰色。每个人都清楚，无论举哪一只手，都将承担不小的责任与压力。最后，结果出人意料地整齐：四票赞成递交开发区报告，四票赞成递交保护区报告，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支持的人数却旗鼓相当。更让人诧异的是，保护区方案虽然是由多杰提出并极力倡导的，可在关键时刻，他却选择了弃权。他的这一举动让许多人面面相觑，有人认为他是在逃避责任，有人私下议论他是不是临阵动摇了。
只有少数人明白，或者隐约猜到，多杰的犹豫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出于对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他知道，林培生为了这个开发区报告已经奔走了整整三年，查资料，跑部门，一遍遍修改方案，为的是给贫困的玛治找一个“跳出去”的机会。就某种意义上说，两人并不是站在截然对立的战壕里，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得更好。仅凭他们在座的几个人，真的能在短短一次会议上做出一个足以改变整个地区命运的决策吗？多杰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县里拍板，需要更高层级、更专业的部门参与。于是，他决定亲自去北京一趟。
这次进京，本来的名义，是去学校做环保主题演讲。多杰以前从没站在那么大的讲台上，他甚至对如何面对那么多大学生感到紧张，但在他心里，演讲只是行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去拜访林业部和地质部等相关领导。他想借助国家级的专业力量，对博拉木拉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考察和评估，让那些真正懂生态、懂地质、懂长远规划的人，来决定这座山应该何去何从。临行前的晚上，他还是睡不着，白菊便在那样一个寂静的深夜里，陪他把这几年来的心路与纠葛，一点点说了出来。
很快，出发的日子到了。机场的风比山上的风少了一些刺骨，却多了几分莫名的不安。白菊把多杰和邵云飞送上飞机，一路上话不多，只是不断叮嘱多杰要注意身体，要记得给大家带消息。飞机起飞的瞬间，她看见云层拥在一起，如同翻滚的雪浪，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预感，好像有什么将要改变，却不知道改变来自哪里。与此同时，在玛治县，命运的另一只手已经悄悄按下了开关。
在多杰的演讲进行到高潮的时候，玛治县的陈书记收到了一封由市里转来的“人民来信”。那是一封匿名举报信，内容直指巡山队，指控他们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甚至暗示其中有人与外面的走私团伙勾连。按照程序，县委迅速召开会议研究此事。舆论压力和上级问责的威胁，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会后，公安局局长史隆带队，火速赶往美僧，按照“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的罪名，将巡山队所有成员带回局里接受调查。警车的警灯在高原夜色中闪烁，刺破了原本宁静的山谷。
行动发生时，白菊并不在现场，她完全不知情。等她赶回局里，面对那些冷冰冰的讯问室与沉默不语的同事，她感觉像是突然被人从梦里推醒。她一口咬定巡山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他们每天跟偷猎者较劲，怎么可能反过来参与其中？然而，除了她之外，其他三人却低着头，神情复杂。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最终还是如实交代，巡山队确实卖过三次皮子——每一次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那些被他们试图淡化、藏在记忆角落里的细节。原本以为不过是暂时的妥协和权衡，到了法律与舆论的审判台上，却成了致命的证据。
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北京的邵云飞接到了一个电话。当他听见“巡山队出事了”几个字时，整个人瞬间僵住。他立刻找到正在准备下一场拜访行程的多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多杰听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去。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迅速收拾随身的东西，匆忙结束北京之行，安排好最早一趟回青海的航班。对他而言，此刻无论是演讲，还是拜访领导，都变得没有意义——他的队员正被关在审讯室里，他必须回去。
从青海机场出发，回玛治的路并不好走，盘山公路一圈圈缠绕着山体，像是蛇一样拖着人的心。邵云飞之后提起，那天的天气其实不错，能见度很高，只是风稍微有些大。车子在公路上疾驰，车窗外一会儿是裸露的山石，一会儿是稀薄的草场。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条再熟悉不过的返回之路上，多杰会离奇失踪。具体的经过，无人亲眼看见，只剩下支离破碎的推测和猜想。等车子再一次被人发现时，驾驶位是空的，周围既没有打斗的痕迹，也看不出有坠崖、翻车之类的事故。就好像多杰在某个瞬间，从这个世界的某个缝隙里被抽走了。
等白菊从局里出来，迎接她的只有苍白的阳光和邵云飞一个人。他站在台阶下，神情疲惫又茫然，似乎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多杰失踪了。县城里已经有人开始传谣，说多杰畏罪潜逃，觉得巡山队东窗事发，担心连累自己，便提前“跑路”。这种说法像野火一样在街巷间蔓延，有人添油加醋，有人冷嘲热讽。白菊却一刻也相信。她没有多做停留，径直跑去办公室找林培生，希望从这个在体制内颇有声望、又与多杰有合作基础的领导这里，得到一点帮助，哪怕只是一句明确的态度。
然而林培生面对她的焦急，只能长叹。他承认，巡山队这些年的确处境艰难，物资短缺、经费不足、心理压力巨大，这是他心知肚明的。但同样是事实的，还有那几张被查实的藏羊皮和违法购买的枪支弹药记录。这些东西摆在案头，他想帮也帮不了。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去做一些解释和缓冲，可在纪律与法律面前，他的一点点微薄的“人情”显得几乎无足轻重。他的无奈，让白菊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在制度和事件的交织中，个人的难堪究竟有多渺小。
经县委研究讨论后，组织上给出了处理意见：对白菊予以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决定不算最重，却足以在她的档案上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也让她过去所有的荣誉和努力蒙上一层阴影。多杰的去向依旧不明，搜寻工作在阵轰轰烈烈之后也渐渐冷却下来。才仁和扎西等巡山队队员因为愧疚、自责与对未来的恐惧而陷入崩溃边缘，他们眼看着曾经坚固的队伍在风雨里摇摇欲坠，却力扶正。
在这种灰色而又混乱的局面下，林培生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把开发区报告和保护区报告两份，一并上交里，由更高层级来拍板。陈书记权衡再，也同意“两份一起交”的做法，既是为了避免县里单独承担决策后果的风险，也是希望能得到市里乃至省里的明确态度。某种意义上，这是权力体系的惯性，也是所有人自保的一种方式。报纸上看似光鲜的“民主决策”“广泛听取意见”，在这里成了不断传递和稀释责任的过程。
而在个人命运的层面，一些悄无声息的告别也在发生。白菊把那本《围城》还给邵云飞。那本书原本是一份带有微妙情愫的赠礼，混杂着两人共同的记忆与未曾说出口的话。但此刻，她只想悄悄结束这一切，不再给对方更多牵挂。她刻意躲在角落里，把书放在邵云飞常来的办公室桌上，没有留下字条，也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表情。直到送他上车那一刻，邵云飞始终没能再看见她，只能隔着车窗，看着越来越远的县城和空荡荡的街道。
多杰失踪，巡山队被迫解散，曾经以保护高原精灵为使命的队伍在一连串事件中支离破碎。白菊很清楚，邵云飞已经没有再回玛治县的必要，也没有继续逗留的理由。至于两人之间那条还未来得及明确的情感线，便这样在误解、忙碌与突如其来的变故中被悄然剪断。没有正式的告白，也没有轰烈的分手，不过是在命运洪流的冲刷下，顺其自然地中止。高原的风仍在吹，雪线仍在一年年变化，博拉木拉依旧沉默地矗立在天与地之间，人们关于开发与保护的争论、关于责任与失踪的追问，终究要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只留下那些曾经在黑夜里亮起过的火光，提醒着每一个曾参与其中的人，他们曾经做过怎样的选择，又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