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渐紧，关于王富民的旧案终于到了即将水落石出的关口。敏锐察觉到这一点的孟耀辉，心中惶惶不安，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收拾多年来积攒、顺手捞来的成捆现金，动作急促而又凌乱。每一叠钞票装进行李箱时，他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一眼门口，仿佛随时会有人冲进来将他按倒在地。孟耀辉很清楚，一旦案子牵扯到王富民，自己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抢在风暴彻底来临前逃之夭夭。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打算悄悄离开的同时，冯克青已经获悉关键信息，正暗中布局，将他一步步引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另一方面，白菊则选择迎难而上。她将最新的调查进展一丝不苟地向史隆汇报，尤其是关于王建尸骨、王富民以及孟耀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一名办案多年、心思缜密的检察官，史隆敏锐地察觉到孟耀辉随时可能出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提出申请限制其出境，以免关键嫌疑人就此远走海外。此时王建和那具无名尸骨的DNA比对结果尚未出来，但根据现有线索和推理，白菊大胆提出推断：王富民和孟耀辉极有可能是当年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真凶。这一判断如同一把利刃，直指多年前被层层利益掩盖的真相核心。
与此同时，在远离公安机关和纪委视线的另一个角落，一辆看似普通的房车却成为了生死抉择的舞台。房车车门被人从外猛地拉开，冷风灌入的瞬间，冯克青已经举起手中的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孟耀辉。在这狭小而封闭的空间里，枪声还没响起，死亡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冯克青目光阴冷，开门见山地质问起关于王富民“儿子”的疑点，以及那具身份扑朔迷离的尸骨究竟属于谁。面对突如其来的逼问和逼近的枪口，孟耀辉再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开始编织一个自以为滴水不漏、却处处透着心虚的说辞。
他声称，那具尸骨其实是王富民本人的，而多杰早就死在他的手里——尸体被抛进苍多湖，被鱼群啃噬殆尽，根本不可能再找到任何遗骸。他故意把事情往无法查证的方向引，引导冯克青相信真相已经随水而逝，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至于为什么杀人，他则把所有罪责推给已经死去的王富民，说是王富民在分赃时想要七三分，把贪婪毫无保留地推到对方身上。为了一口价区区五万块钱，他承认自己一怒之下痛下杀手。这样赤裸而冷酷的动机，不仅暴露了人性的阴暗，更折射出当年那起案件背后扭曲的价值观和权力结构。
这场充斥着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供述，并不只是在房车狭窄空间里上演。远在另一端，正在与冯克青通电话的林培生，将那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身处现场，却仿佛亲眼看见孟耀辉心虚的眼神、听见他故作镇定的呼吸声。电话那头的沉默与呼吸交织在一起，将他早已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压得更加岌岌可危。有人说藏獒再凶也不过是犬，但林培生却有自己更阴郁的比喻——他嘶哑地说，冯克青身边养的哪是什么狗，而是一头真正的狼。那头狼嗅着血腥味在暗处盘旋，随时准备撕开黑暗，咬碎那些自以为坐稳高位的人的咽喉。
摆脱了枪口的威胁之后，孟耀辉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回到家中继续演着自己在家人面前的孝顺儿子角色。小区楼下，白菊和专案组的队员早已守在暗处，视线紧紧盯着孟耀辉的母亲王巧玲。老人的神情里有不安，也有早就猜到一切的疲惫，她站在窗边，似乎能感觉到楼下那几双目光的重量。很快，孟耀辉回到家中，将一张存有两千万元巨款的银行卡递给王巧玲，嘴上说这是给她养老、给他们母子未来生活用的。可是这一次，王巧玲并没有像从前那样顺从接过，她只是抿着嘴，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
这位老母亲很清楚，楼下那些来来回回的身影绝不只是路人，她知道白菊和警察为什么守在这里，更清楚孟耀辉这些年“发达”的真正原因。更重要的是，她心里一直记得，当年儿子口口声声说去广州闯荡，可实际上根本没离开玛治县多远。那段时间的反常、那些夜归的身影，都在此刻交叠成令人窒息的真相。孟耀辉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敲开母亲房门，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们母子两天后就要出国，躲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重新开始。他试图用这场远走来切断过去的一切因果，却没意识到，有些罪孽一旦铸成，即便跨越国界，仍会如影随形。
夜幕降临，另一处风声同样紧绷。鑫海公司里，白椿一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在办公室里等着孟耀辉回到单位。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下酒菜，故意在酒桌上热切劝酒，借着兄弟情和工作压力，把酒杯一杯接一杯地往孟耀辉面前推。他的目的很明确：要在对方放松警惕乃至醉意上头的时候，悄悄把孟耀辉那只随身包里的机要室钥匙拓印下来。灯光昏黄，杯盏交错间，他的手在桌下迅速而熟练地摩挲着那把钥匙，动作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只留下桌上热闹的碰杯声掩盖一切。
同一夜，远在另一头的张勤勤刚结束与白菊的通话，手中的手机还没彻底放下，就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是朱莉，她压低声音，将隐藏多年的秘密一点点拆开，涉及的正是林培生，以及他在玛治县那段鲜为人知的过去。这通电话像是一根点燃的导火索，让张勤勤心头那团模糊不清的疑云，瞬间被火舌点亮。第二天一早，林培生匆忙收拾行李，显然已经决定不再等待风向变化，而是选择主动跑路。他在屋里翻找证件和钱物，手指抖得几乎拿不稳东西。
就在此时，张勤勤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她没有立刻揭穿一切，而是从多年前在玛治县的点点滴滴谈起，提到那些投向他的信任目光，提到那些在泥土与贫困中挣扎的小人物。她说得认真而低沉，仿佛是在替无数沉默的县城百姓追问一个迟早要问的问题。直到林培生以为自己已经被说服，对过去的自己产生一丝迟来的愧疚时，她才缓缓抛出那通来自朱莉的电话。那句“朱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像是一记重锤，直接砸碎了林培生刚刚编好的谎言——朱莉根本没去什么杭州旅游，他关于她行踪的说法，如今顷刻之间不攻自破。
尴尬与恐惧尚未来得及在空气中散开，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紧接着，省纪委的工作人员从容而坚定地走进这套原本看似安稳的住房。面对来势汹汹却又程序完备的组织调查，林培生那层薄薄的伪装终于彻底剥落。被带走前，他艰难地回头看了一眼张勤勤，眼神里既有解脱又有羞愧，低声嘱托她回去转告玛治县的父老乡亲，说他林培生对不起他们，对不起曾经给予他信任与希望的那片黄土地。这一句迟来的道歉，在铁一般的纪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却也昭示着另一个权力人物的崩塌。
与此同一时间，白椿也在冒着风险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帮助白菊伪装成鑫海大楼里再普通不过的保洁员，将她送进这座看似光鲜亮丽、实则藏污纳垢的办公大楼。在电梯和走廊之间，她低着头，推着清洁车，像一滴被人忽视的水珠，缓缓滑进权力运转的核心楼层。凭借白椿拓印好的钥匙，白菊顺利打开了机要室的门，她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关于二号矿违法开采、权钱交易的确凿证据，却意外发现里面摆放的竟然都是鑫海大酒店的相关资料。每一份档案都规规矩矩地盖着章，与二号矿没有半点直接关系。
这一结果让白菊心头一沉，她明白，这里要么被人提前清空，要么从一开始就是个用来转移视线的幌子。机要室里死一般的安静，她迅速翻动档案的动作在安静空间里显得格外刺耳。走廊另一头，白椿愈发不安，他怕白菊在里面遭遇意外，于是假借查看监控录像为由，到监控室佯装要调取某段影像。实际上，他的目光死死盯着监控屏幕上电梯口和停车场的画面，只要孟耀辉出现，他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做出应对。屏幕上一格格闪烁的画面，就像一张渐渐收拢的网，将所有人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
风险终究还是一步步逼近。在机要室的档案翻找告一段落后，白菊利用“保洁员”的身份接到一个新的“活儿”——有人让她顺便把孟耀辉的办公室打扫一下。她推着清洁车走进那间布置考究的办公室，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却在空气中捕捉到一股极其微弱却又极其刺鼻的味道。那是训练有素的警察才会敏锐察觉出的火药味。她顺着这股味道来到一只看似普通的袋子旁，打开后竟然看到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静静地躺在里面，冰冷的枪身与办公室的整洁明亮形成鲜明对比，也昭示着这里绝不仅仅是领导办公的地方，更可能是隐藏暴力与罪恶的暗屋。
意识到事态的危险性后，白菊不敢有丝毫迟疑，立刻联系谢阳，先是汇报DNA比对方面最新得来的消息，又把在办公室发现枪支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不久前，谢阳那边刚刚确认，死者与王建确实存在亲子关系，这一结果无疑让案件的脉络更加清晰：一条围绕血缘、身份和隐瞒铺展开来的线索，正在逐渐收紧。而枪的出现，让案情从原本的经济、职务犯罪，陡然上升到可能发生持枪暴力的高度。一听到“有枪”二字，谢阳整个人瞬间紧绷起来，他深知这种情况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于是当即放下手头工作，全力往鑫海那边赶。
就在谢阳火速赶来的路上，白椿在监控画面中看到孟耀辉已经回到大楼。他心头一惊，立刻从监控室冲出，飞快朝孟耀辉所在楼层跑去，试图在最坏的情况发生前给白菊留出一点缓冲时间。然而，阴差阳错之下，孟耀辉比他们想象得更加敏锐。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一眼就察觉出了异常，迅速认出这个冒充保洁员的女人正是之前跟他在案子上多有交集的白菊。伪装被当场拆穿，双方再也没有多余的客套和试探，空气瞬间紧绷到极点。
出人意料的是，孟耀辉并没有立刻恼羞成怒，也没有第一时间动手清除“隐患”。相反，他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摞厚厚的文件，推到白菊面前。那里面详细记录了鑫海公司违法盗采的情况、隐匿利润的账目、以及与二号矿之间种种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他提出一个看似“合作”的条件——只要白菊给他两天时间，他就会以举报者身份将鑫海的问题全部捅出来。此刻的他似乎想扮演一个立功赎罪的“关键证人”，仿佛只要握住这点筹码，就能为自己争取到逃出生天的机会。
然而，白菊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临阵想洗白的官场老油条。她很清楚，这不过是孟耀辉试图在最后关头为自己铺设一条后路：既想借举报鑫海来减轻罪责，又想趁局势混乱之际悄然远走高飞。他想当一个“迟到的好人”，但前提却是要先确保自己能安全脱身。白菊一针见血地看穿了他的盘算，态度坚定，没有给他那所谓的“两天时间”。她知道，时间一旦被拖长，说不定又会有新的证据被销毁，又或者会有无辜的人因为这场博弈而付出代价。
本来，事情在这一刻依然有机会以一种相对“体面”的方式收场——孟耀辉交出证据，老实接受调查，案情以法律为准绳慢慢厘清，至少不会再出现新的流血牺牲。然而现实往往不会沿着最温和的轨迹前进。当孟耀辉无意间从对白菊的只言片语中意识到，她已经发现了自己私藏枪支的事实，原本尚存一丝侥幸和谈判空间的心境瞬间崩塌。枪，不仅是他手中的最后筹码，也是他不能暴露的致命弱点。一旦这一点被坐实，他所要面对的就不只是经济问题或职务问题，而是更为严重的刑事罪责。
恐惧、愤怒、悔恨以及被逼到绝境的不甘，在这一刻混杂成一团难以言说的黑暗，迅速吞噬了孟耀辉残存的理智。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再通过“合作”换取宽恕，于是心中的狠劲被彻底激发。本来可以不见血的局面，就在这微妙而致命的转折中向失控滑去。办公室里的空气压抑得仿佛凝成实质，门外走廊的脚步声、楼下驶来的警车声、以及所有潜伏的目光，都在这一刻朝着同一个方向收拢——一场关于真相与生死、正义与报应的正面碰撞，已经无法避免。